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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是當今世界第二大海外移民來源國。2023年，墨西哥海外移民總數約為1121.5萬人，其中，1082萬人分布在美國，約占總數的96%。同年，在美國的墨西哥移民及其后裔達3844.8萬人，其中在美國出生的墨西哥裔為2691.7萬人，占總數的70%；非美國出生的墨西哥移民1153萬人，占30%。在外國出生的墨西哥移民中，371.8萬人已歸化入籍，781.2萬人尚未獲得美國身份，后者占在美墨西哥移民及后裔總數的20.3%。自19世紀中期墨西哥人開始移民美國開始，墨西哥就逐漸產生了對海外移民的描述、報道、評論、研究等敘事文本，建構出海外移民在本國的形象。鑒于墨西哥移民高度集中于美國，墨西哥建構的海外移民形象實質上就是關于在美墨西哥移民的形象。

由于移民對美墨兩國的極端重要性，美國和墨西哥學術界有關墨西哥移民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國內亦有不少學者予以關注。但具體到墨西哥海外移民的形象變遷，諸多成果往往只是粗略提及移民曾被視為“逃兵”和“叛徒”，較少進行專論性研究。墨西哥資深移民研究學者豪爾赫·杜蘭德（Jorge Durand）在研究墨西哥政府對海外移民政策過程中，提出墨西哥對海外移民的看法經歷了從“叛徒”到“英雄”的轉變。塞西莉亞·伊馬茲·巴約納（Cecilia Imaz Bayona）梳理了墨西哥對海外移民的觀念和認知變化過程。赫蘇斯·馬丁內斯-薩爾達尼亞（Jesús Martínez-Salda?a）在梳理墨西哥對海外公民政策演變時，認為墨西哥海外移民從“被遺忘的人”變成了“英雄”。美國學者勞倫斯·A·卡多索（Lawrence A.Cardoso）系統考察了1930年以前墨西哥對海外移民的態度。凱瑟琳·韋茲娜（Catherine Vézina）對1942—1964年墨西哥“布拉塞洛工人”在媒體的形象進行了探討。桑德拉·加林多（Sandra Galindo）對當下墨西哥移民在墨西哥和美國報刊媒體的代表性稱謂和形象進行了考察。本文試圖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就墨西哥海外移民形象變遷進行全面考察，并試圖揭示影響不同時期移民形象及其變遷的深層次因素。

一、墨西哥海外移民的歷程與特征

（一）四次移民浪潮

學術界一般將《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Treaty of Guadalupe-Hidalgo，1848年）和《拉梅西亞條約》（Treaty of La Mesilla，1853年）的簽署作為墨西哥向美國移民的起點，因為這兩個條約正式劃定了如今美墨兩國的邊界。因墨西哥在美墨戰爭中戰敗，《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將原屬墨西哥的今加利福尼亞、猶他、內華達和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和科羅拉多的部分地區割讓給美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約7.5萬名墨西哥人自動成為“美國人”，也被認為是最早一批在美的墨西哥移民。1854年，《拉梅西亞條約》生效，美國花費1000萬比索從墨西哥購得今亞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兩州南部的一塊土地。生活在這塊約14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原墨西哥人也變為“美國人”。此后，墨西哥向美國的移民可以分為四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19世紀中期至1930年。這一時期赴美移民約有100萬~200萬人。美墨兩國的多重因素共同促成了此次移民浪潮。首先，墨西哥波菲里奧·迪亞斯（Porfirio Díaz）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使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并被迫離鄉尋找生計。據估計，多達500萬印第安人在此次土改中淪為無地農民。其次，1910年墨西哥革命前后的動蕩局勢導致大量墨西哥人向北方鄰國移民避亂。再次，墨西哥國內鐵路系統的建設，為內陸墨西哥人不斷向北移民提供了交通便利。此外，當時美墨兩國幾乎不存在邊境管理和限制。1917年前，墨西哥人進入美國幾乎不受任何限制。最后，從美國方面的拉力因素來說，由于先后限制中國移民和日本移民入境造成巨大的勞動力短缺，季節性往返美墨兩國的墨西哥移民成為美國西南部各州農業、礦業、鐵路業等的最佳勞動力來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移民來美受阻，而因戰爭擴張的美國工業急需勞動力，赴美墨西哥移民人數大幅增加。1915—1920年，赴美移民從每年1.1萬人增至5.1萬人。20世紀20年代，約50萬墨西哥人進入美國。第一次移民浪潮因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而中斷，約50萬移民被遣返墨西哥。

第二次浪潮是1942—1964年“布拉塞洛計劃”（Bracero Program）實施期間。此次移民浪潮系美國主動引進墨西哥合同短工，最初旨在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的用工需求。在計劃實施的22年間，共有約480萬墨西哥合同短工進入美國西南部各州的農業部門從事季節性工作。伴隨合同短工進入美國的還有大量無證件墨西哥移民。盡管大部分合同短工合同期滿后回到墨西哥，但為后來的正規和非正規墨西哥移民再次大規模進入美國奠定了基礎，因為墨西哥向美國移民的慣性和移民文化被認為在此期間形成。

第三次浪潮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此次移民浪潮的最大特征是大量無證件移民涌現。1964年“布拉塞洛計劃”終止后，美國于1965年頒布新的《移民法》，首次對西半球移民實行限額制，西半球移民總限額為12萬人，移民不分國籍，按先后順序入境。1976年，美國通過《移民與國籍法修正案》，規定西半球各國每年的移民限額為2萬人，進一步減少了墨西哥人的簽證配額數。自1965年開始，進入美國的墨西哥無證件移民劇增，此后規模逐年擴大。1965—1990年墨西哥無證件入境者達3650萬人，但86%的無證件移民離開美國，凈流入約520萬人。合法移民美國的墨西哥人也逐年增加。1961—1985年，墨西哥合法移民總數約有143萬人。

第四次移民浪潮始于1986年。此次移民浪潮的最大特征是多項美國移民法的頒布加速了墨西哥人移民、定居美國并成為美國公民的進程。1986年，美國頒布《移民改革與控制法》，意在限制和解決墨西哥非法移民問題，但客觀上卻加速了墨西哥人移民美國、成為美國永久公民的步伐。該法的兩項核心內容“合法授權工人計劃”和“特殊農業工人計劃”使230萬無證件墨西哥移民獲得合法身份。此次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墨西哥移民群體為后續其親屬移民美國奠定了基礎。1990年和1991年，分別有150萬和180萬墨西哥移民合法進入美國。《移民改革與控制法》的另一項核心內容為加強美墨邊境管控，促使更多墨西哥移民申請美國身份，從過去不斷往返美墨之間，變為美國永久性公民。1996年，美國通過《非法移民改革與移民責任法》和《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和法案》，促使更多墨西哥移民歸化入籍美國。到2000年，生活在美國的墨西哥人幾乎有四分之三（73.6%）是在近20年到美國的。2001年“9.11”事件后，美國進一步加強邊境管控，但未擋住墨西哥人移民美國的步伐。直到2010年，美國境內在墨西哥出生的移民數量達到峰值（1171.1萬），占美國所有外國出生移民的29.3%。此后，美國境內在墨西哥出生的移民數量開始下降，2023年為1091.8萬人，占所有外國出生移民的22.8%。

（二）五個主要特征

相較世界其他國家的海外移民而言，墨西哥海外移民體現出自身獨具的一些鮮明特征。

一是移民目的地的單一集中。墨西哥到美國的移民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雙邊移民群體。單向性、鄰近性和大規模被認為是墨西哥向美國移民的首要特征。由于地理位置緊靠世界最大移民接收國美國，以及長期以來較為有利的美國移民政策和法規，墨西哥移民絕大多數前往美國。如前文所述，約96%的海外移民在美國。2023年，在美墨西哥移民及其后裔人數已達3844.8萬人。依據最新的墨西哥國籍規定和2020年的人口統計數據，在美國的墨西哥人口占墨西哥總人口的近23%，占美國總人口的11%還多。2023年，僅約39.4萬名海外墨西哥人居住在美國以外的地區。地理上同處北美的加拿大是墨西哥海外移民第二多的國家，2023年僅有不到11萬墨西哥移民。2023年，除美國、加拿大外，墨西哥海外移民最多的其他國家依次是西班牙、德國、英國、法國、阿根廷、荷蘭、玻利維亞、哥斯達黎加。

二是相較世界其他移民來源國如印度有大量高技能人才移民，絕大多數墨西哥海外移民的文化技能相對較低。移民群體被認為是在文化技能方面處于最低層次的“底層人士”。1897—1930年，“底層人士”占在美墨西哥移民的90%以上。墨西哥海外移民甚至被一些研究者稱為“社會棄兒”。21世紀初的多項研究依然表明，海外移民比留在墨西哥的非移民受教育程度低。從美國的統計看，相比其他外國移民及后裔，墨西哥移民及后裔更年輕，受教育水平更低，更可能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職業，經濟福利水平也更低。近年來，隨著墨西哥國內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到美國的墨西哥移民的文化技能也有所變化，但總體而言依然相對較低。

三是非法移民眾多。在美國不斷收緊移民入境政策背景下，部分墨西哥人采取偷越邊境等方式進入美國，另一些人合法入境后非法滯留。高峰時期，每年試圖非法穿越邊境進入美國的墨西哥人數以百萬計。1990—2007年，在美墨西哥非法移民數量一直呈上升態勢，從1990年的205萬躍升至2007年的695萬；但自2007年開始，在美墨西哥非法移民人數逐漸下降，到2022年約為400萬。2022—2024財年，美國邊境巡邏隊和外勤行動辦公室在美墨邊境“遭遇”的墨西哥人分別為823,057人、735,937人和668,088人，依然位列各國之首。墨西哥一直是在美非法移民最多的國家。1990年，墨西哥非法移民占全美非法移民總數的59%；在美國非法移民數量達到峰值的2007年，墨西哥非法移民占全美1220萬非法移民總數的57%；2022年，墨西哥非法移民占全美非法移民總數的37%，是迄今為止有記錄以來占比最低的。

四是回返移民眾多。由于美墨地理上的鄰近性，墨西哥移民在節假日時常返鄉，特別是在美國加強邊境管理之前，以至于當時墨西哥人根本不認為到美國工作的行為是移民現象。墨西哥的回返移民包括自愿返鄉移民和強制遣返移民。強制遣返移民一直貫穿墨西哥向美國移民歷史的始終。1940年前，美國先后三次大規模驅逐墨西哥移民。1991—2010財年間，被美國正式遣返的外國人共370萬，其中墨西哥人占72%，達270萬。2013—2023年，約240萬墨西哥移民被美國遣返，平均每年約21.8萬。2024年，從美國遣返的墨西哥人共206,233人，其中男性159,289人，女性46,944人，包括30,320名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

五是經歷了從候鳥式移民向永久性移民的轉變。19世紀中期，墨西哥人就開始向北移民工作，但很少選擇永久定居美國，移民像候鳥一樣不斷循環往返于兩國成為美墨間移民的一個鮮明歷史特征。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墨西哥移民才更多地具備永久性移民的特征。墨西哥移民從候鳥式移民向永久性移民轉變，與美國的移民政策密切相關。如前文所述，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意圖限制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政策反而強化了墨西哥人向永久移民的轉變，并使得在美墨西哥移民的人數不斷增加。在美國現有移民政策下，基于龐大的移民基數，墨西哥人比其他移民群體更有可能通過家庭關系合法移民美國并成為永久居民。美墨邊境管控措施越嚴，墨西哥移民就越可能長期留在美國。

二、墨西哥海外移民的早期負面形象及其形成原因（19世紀中期—20世紀30年代）

（一）墨西哥各界對海外移民的負面認知

如前文所述，最早一批在美墨西哥移民系因墨西哥在美墨戰爭中戰敗被迫割讓領土而自動成為“美國人”。這一頗為屈辱的移民起點為早期墨西哥各界對海外移民的負面認知奠定了基調。隨著移民美國的墨西哥人越來越多，移民引起了墨西哥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精英人士的關注。他們在報刊等平臺發表大量文章、報告、評論等，表達自身對海外移民的態度和看法。盡管當時也有知名學者如曼努埃爾·加米奧（Manuel Gamio）為移民辯護，認為移民是一項長期的積極利益，但概略而言，墨西哥社會精英關于海外移民的早期認知總體偏于負面。雖然主觀目的和動機各有不同，但各界精英普遍認為，移民的行為和結果對墨西哥是無益甚至有害的，因此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勸阻墨西哥人移民。

墨西哥的政治精英通常基于民族主義立場，認為移民是一個有損國家尊嚴和利益的“問題”（problema）。1910年，墨西哥革命領導者、墨西哥總統弗朗西斯科·馬德羅（Francisco Madero）在談及移民時不禁喟嘆：“在所有美洲國家中，墨西哥是唯一一個國民移民國外的國家！”在當時的政治精英中存在一種看法，認為移民對國家來說是一種“恥辱”，因為這說明自己的祖國不夠好。1925年，聯邦眾議員古斯塔沃·杜隆·岡薩雷斯（Gustavo Durón González）更為激進地寫道，移民問題對墨西哥而言是一種“羞辱”，傷害了我們的感受和自尊。與移民造成的損失相比，該國最血腥的內戰都無法與之相提并論。移民被認為對民族主義計劃具有威脅性，因為它對國內外民眾而言都象征著墨西哥相對于鄰國的弱勢地位。移民者還被看做是民族主義事業的叛徒，是離開墨西哥的機會主義者。

墨西哥的莊園主等經濟精英對移民亦持批評態度，因為移民的外流關系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勞倫斯·A·卡多索在研究1897—1931年墨西哥赴美國的移民問題時發現，墨西哥中部哈利斯科州、瓜納華托州、薩卡特卡斯州和米卻肯州的莊園主常常抱怨，農民逃往美國帶來了長期的勞動力短缺。莊園主們還想知道，為什么政府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阻止從美國返回的工人傳播新思想，這些從美國回返的移民工人誘使他們的許多前同事逃離自己的束縛。移民被認為是影響墨西哥農業的因素之一。

一些墨西哥學者對本國國民大量去往美國也持批評態度，甚至要求政府在必要時以法律力量阻止移民。墨西哥民族志學家、作家阿方索·法比拉（Alfonso Fabila）稱在美國的墨西哥移民是逃離祖國的“奴隸”。他認為，移民是一個錯誤，雖然《憲法》規定了出境自由，但“在這一公正合理的法律之下隱藏著一個真相：墨西哥的農民、工人甚至知識分子正在減少”。他提出，現在“工農業和貿易企業對這個（移民）問題漠不關心，不久他們就會振臂向天空呼救，但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就晚了。”他因此提出，迫切需要和政府合作，在國內和國外宣傳（移民的）危險，并在必要時以法律力量阻止移民。人口學者吉爾伯托·洛約（Gilberto Loyo）也對國家人口的大量流失予以批評。他認為，除了在外國致富和遭受無數的虐待，以及讓自己的祖國繼續遭受人口低密度的影響外，赴美墨西哥移民的旅程幾乎沒有任何價值。墨西哥只有擁有更多國民，才能實現工業化并享受豐富的農業成果。

部分外交人員親眼見識了一些墨西哥移民在美國的悲慘遭遇，對移民問題也持負面看法，認為移民對墨西哥而言是“大出血”。曾擔任墨西哥駐美國圣安東尼奧總領事的恩里克·桑蒂巴涅斯（Enrique Santibá?ez）在評論里提出，墨西哥的人口從未超過1500萬，人口的向北流動使墨西哥遭受了真正的“流血”。移民損害了祖國，因為墨西哥有很多的工農業需要開發，很多土地需要耕種，墨西哥人的離開意味著財富和權力的損失。移民及其子女的離開也被視為生產資本的損失。他還認為，“與美國的友好關系迄今為止只會使我們的人口更加貧困。那些從美國回來的人沒有為墨西哥國家進步貢獻任何東西。墨西哥移民對消費和改善國家生產毫無用處。”

墨西哥天主教報刊非常關注鄰國的移民狀況，但報道論調偏于負面。1901年，天主教日報《國家報》（El País）對波菲里奧·迪亞斯政府缺乏對移民的關注發起了猛烈攻擊，指出“遠方的人無條件地憎恨墨西哥和墨西哥的孩子，他們在那里受到鄙視，成為不斷詆毀和侮辱的對象，使他們的處境成為最令人痛苦和悲傷的”，并稱“鄰國把我們的同胞留在他們的領土上并羞辱我們的同胞”。天主教報刊還認為赴美國的移民是不愛國的，因為美國被認為是墨西哥的敵人和墨西哥不幸的根源。天主教周刊《時代》（Laépoca）指出：“如果考慮到他們（指移民）是去工作，因此是去用自己的工作來助力一個一直被視為我們的敵人和我們民族最大不幸的根源的國家，那么缺乏愛國主義的情況就會更加嚴重。”

（二）早期負面認知產生的原因

盡管后來相當多的學術研究，都將向美國的移民視為緩解墨西哥國內經濟和政治壓力的安全閥，但當時的墨西哥聯邦政府并不支持和鼓勵國民前往美國。墨西哥早期對海外移民負面認知的產生有其歷史背景和多重原因，可以說是政府不鼓勵或限制移民態度和政策的投射。

墨西哥早期對海外移民的負面認知，背后隱含著對北方鄰國美國的強烈不滿。自1821年墨西哥獨立起，反美主義就開始滋生。這種反美情緒最初是脆弱的新生國家擔心被北方強鄰吞并和干預的恐懼。隨著1835—1836年和1846—1848年兩次與美國開戰，墨西哥約一半的領土被強大的北方鄰國奪去，加劇了墨西哥對美國的恐懼和怨恨。在國家歷史的早期以如此直接和痛苦的方式經歷了美帝國主義，即便是親近美國的墨西哥自由派也對美國保持警惕，貝尼托·華雷斯（Benito Juárez）將“盎格魯—撒克遜人”視為他的國家的“天敵”；胡斯托·塞拉（Justo Sierra）警告說，“美國主義”對墨西哥來說代表了可怕的法律、經濟和文化“三重威脅”。早期墨西哥移民在美國的苦澀經歷也助長了墨西哥的反美主義。弗雷德里克·C·特納（Frederick C.Turner）指出，墨西哥反美主義充滿了“對美國優越感的怨恨，對在美國的墨西哥公民所受待遇的厭惡”。1910年，一名墨西哥人在德克薩斯州被用私刑燒死在火刑柱上，點燃了墨西哥社會的反美情緒。墨西哥革命爆發后，墨西哥社會的反美主義進一步抬頭。由于美國對墨西哥政治的公開和進攻性干預，以及拒絕承認從武裝沖突中產生的政權，反美主義也被相互競爭的墨西哥各派系利用來獲取政治支持。在反美主義盛行的歷史背景下，在美移民被認為是為敵對的鄰國的經濟發展做貢獻，因此被視為墨西哥的“叛徒”。

在美墨西哥移民被稱為“祖國的叛徒”，也與墨西哥反對派政治人物以及大量反政府人士流亡美國的歷史密切相關。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被稱為墨西哥“反叛者”的避難所。貝尼托·華雷斯、波菲里奧·迪亞斯、弗朗西斯科·馬德羅、維克托里亞諾·韋爾塔（Victoriano Huerta）、維努斯蒂亞諾·卡蘭薩·德拉加薩（Venustiano Carranza Garza）都是在美國獲得海外墨西哥人的支持，才成為墨西哥總統。因此，墨西哥移民被認為是流亡的墨西哥改革派和革命派領導人獲得政治支持的最重要的來源。1910年墨西哥革命后，成千上萬不同派別的流亡者逃往北方鄰國，并將美國作為避難所。1926—1929年的克里斯特羅戰爭（La Guerra Cristera），導致大量反對后革命政府的宗教人士和反土地改革人士前往美國。這導致從墨西哥革命到20世紀60年代，墨西哥政府將在美國的墨西哥僑民視為因國內沖突而產生的反政府群體。

墨西哥早期對海外移民持批評和勸阻態度，也與當時墨西哥人口不多，尚需要大量引進海外移民開發本國有關。在美墨戰爭和《拉梅西亞條約》簽訂后，墨西哥領土面積約為195.8萬平方公里。19世紀60年代，墨西哥人口在800萬~900萬左右，到20世紀之交，增至1360萬左右。鑒于人口密度較低，墨西哥政府制定了引進人口和墾殖政策，以增加在本國境內定居的人口數量。為了引進中國移民，墨西哥曾主動尋求與中國建交立約。在國內人口短缺的情況下，移民到美國的墨西哥人被認為不愛國，不留下來開發自己的國家。這也是移民被稱為“叛徒”的原因之一。

墨西哥國內的反對派長期利用人口外流問題抨擊政府。在波菲里奧·迪亞斯時期，自由黨指責迪亞斯的專制獨裁導致了人口外流，弗朗西斯科·馬德羅的反重選黨將移民問題歸咎于迪亞斯政府，里卡多·弗洛雷斯·馬貢（Ricardo Flores Magon）指責迪亞斯政權未能保護在美國的墨西哥工人。反對派還以移民問題為依據，抨擊迪亞斯“失敗”的政策和國內福利分配不均的問題，指責政府忽視了導致移民的根本問題，并由此質疑墨西哥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有效性。如果經濟發展和增長是平衡和欣欣向榮的，那么移民就可以獲得足夠的就業和足夠的工資。如此多的國民被迫到國外掙錢，被認為是民族尊嚴和自尊的喪失。

墨西哥早期關于海外移民的負面認知，亦是當時政府及部分社會精英不鼓勵甚至限制移民的一種歷史留聲。墨西哥政府曾采取大量措施勸阻和限制移民前往美國，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進行負面宣傳和威懾。他們在村莊里散發傳單，張貼海報，或在當地報紙發布負面信息，指出移民在美國生活和工作條件惡劣，以勸阻移民不要離開墨西哥。此外，墨西哥政府還試圖通過民族主義呼吁，嚴格控制護照簽發，要求必須與美國雇主簽訂合同才能過境，遣返、設立檢查站拘留潛在的無證移民以及采取行政控制措施阻止農場工人離開等手段來限制移民。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墨西哥政府對海外移民的政策基本是讓在美國的墨西哥人返回墨西哥。為激勵墨西哥人返回家園，墨西哥政府建立起多個供回返移民定居的土地墾殖區，但實施效果差強人意。當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短時期內大量在美墨西哥移民被強制遣返后，墨西哥政府發現自己并無足夠資金和資源來安置和解決大規模的被遣返移民。回返移民成為“包袱”和“負擔”的現實更加強化了社會上關于移民的行為和結果都對國家無益甚或有害的負面認知。

三、墨西哥對海外移民的混雜形象敘事：20世紀40-90年代

（一）墨西哥媒體對“布拉塞洛工人”的敘事

墨西哥媒體關于“布拉塞洛工人”的敘事呈現出多面性。一方面，“布拉塞洛工人”被看作“積極進取者”，并因為是為二戰中盟國打敗法西斯而工作，因此有著非常正面的形象；另一方面，墨西哥媒體關于“布拉塞洛工人”的敘事摻雜著“叛徒”、受譴責的、無知的和被剝削的等負面話語。

“布拉塞洛工人”在墨西哥媒體一度有著正面形象。《信息報》（El Informador）曾這樣介紹前往美國的“布拉塞洛工人”：“墨西哥在事實上和法律上都處于戰爭狀態，‘布拉塞洛工人’是生產前線的士兵，他們的工作為盟軍和民主國家的事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作為在祖國之外行軍的士兵，他們不僅應該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敬仰，而且他們的工作也應該得到公正的回報。”二戰期間招募“布拉塞洛工人”被視為一種愛國的高尚行為。在20世紀40-60年代，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移民是發展的推動者以及是當時所追求的現代性的體現，認為移民將帶著對美國和現代農業技術的知識和附加值回到自己的村莊，從而推動墨西哥現代化。

隨著二戰結束以及大量無證件移民涌現，“布拉塞洛工人”的形象開始偏向負面。地方媒體經常報道美國對無證件移民的逮捕和驅逐，并強調其性情不穩定和濫用麻醉劑或違禁藥物的傾向。隨著時間的推移、被驅逐出境人數的增加，以及不利于無證件移民的宣傳活動的開展，“布拉塞洛工人”從瘋狂、無知、偷渡者和“叛徒”的形象變成了罪犯的形象。

“布拉塞洛工人”的負面形象實際上是前期墨西哥對在美移民負面輿論與態度的一種延續。即便墨西哥與美國簽訂了“布拉塞洛計劃”，準許合同短工到美國工作，但當時的墨西哥官員仍認為移民是對墨西哥資源的消耗，也是對工人權利的威脅。墨西哥將向美國輸送“布拉塞洛工人”視為協助盟軍作戰的國際義務，如果不是因為當時的緊急情況，墨西哥寧愿把工人留在國內，因為國內非常需要他們。1944年5月，當哈利斯科州農民聚集在首府瓜德拉哈拉，競相爭取被選拔前往美國充當“布拉塞洛工人”時，《信息報》建議他們“返回原籍，投身于我國目前急需的農業集約化工作”，并提到，“在這個問題上，官方的想法是，正如共和國總統在其最近的法令中指出的那樣，農場工人應該投身于自己的農作物種植，因為移民不利于我們本國的經濟”。全國農民聯合會指責“布拉塞洛工人”的移民是實現國家經濟復蘇的嚴重障礙，并指責他們沒有在科阿韋拉州和索諾拉州的田間勞作。一些報紙稱，合法和非法的“布拉塞洛工人”使墨西哥失去了不可替代的農業勞動力。尤其是合法的“布拉塞洛工人”是由墨西哥和美國當局選拔的被認為是全國最健康的青壯年，但他們卻離開祖國去幫助美國人。除了阻礙國家經濟發展外，“布拉塞洛工人”還被指責犯有“去墨西哥化”和傳染“外國佬”習俗的罪行。

“布拉塞洛工人”的負面形象與這一時期移民群體的復雜多樣性不無關系。隨著二戰結束，“布拉塞洛工人”為盟國打敗法西斯而戰的敘事背景告終，加之越來越多無證件移民偷越邊境進入美國，混入合法的“布拉塞洛工人”之中，導致二者很難區分。1949年后，墨西哥國家和地方媒體開始將所有移民統稱為“布拉塞洛工人”（braceros）。盡管合法的“布拉塞洛工人”是經過墨西哥和美國當局精心選拔的人員，但自行偷越邊境進入美國的大量無證件移民群體本身背景十分復雜，不乏一些“無賴”罪犯。而國家和地方媒體秉持一貫的對移民的負面敘事論調，更傾向發布“布拉塞洛工人”的負面信息，如槍殺、搶劫、毆打和酗酒等新聞。

保守派和反對土地改革的人士也利用人口外流問題來對土地改革和革命后的政治方向進行批判。《信息報》等報紙基于保守立場，常利用“布拉塞洛工人”來指責革命后發展的失敗，以批評革命黨的現代化計劃。1944年，一篇社論專門討論了“布拉塞洛工人”，作者寫道，“為什么農場工人..放棄了與農業勞動有關的一切？..我們必須從農業的社會組織和賦予農業主義的政治取向中尋找答案，..這些都是墨西哥革命的趨勢。..沒有一個農民，無論是農業經營者還是小土地所有者，對土地的占有感到安心，也沒有人滿懷深情或鍥而不舍地耕種土地。”一些報紙將“布拉塞洛工人”描繪成墨西哥革命后發展不平衡的受害者。

20世紀50年代，在墨西哥與美國因尼加拉瓜問題而一度關系緊張的背景下，墨西哥媒體同時將“布拉塞洛工人”描繪成美帝國主義的受害者、愛國者和叛徒，即把已經在美國的墨西哥人描繪成“洋基”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將拒絕移民的人稱為愛國衛士，對那些在這一決定性時刻離開祖國的人冠以叛國罪。墨西哥軍隊人士尤其基于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立場，對移民發布了較多強硬言論。一位墨西哥中校稱，任何墨西哥人都不應該去當臨時工，這樣做意味著背叛祖國，現在沒有墨西哥人能承擔這樣的恥辱。戰爭學院院長阿爾韋托·維奧蘭特·佩雷斯（Alberto Violante Pérez，）將軍宣稱：“為了墨西哥的利益，現在是阻止墨西哥人移居國外的時候了。”

（二）“波喬人”：墨西哥裔美國人的貶義稱謂

早在20世紀20年代，隨著大量墨西哥移民涌入美國，墨西哥人開始用“波喬人（el pocho，pochos）”來指稱已經美國化的墨西哥人。這個含有貶義色彩的西班牙語詞匯，原意是指已經腐爛或變色的水果。墨西哥知名學者曼努埃爾·加米奧在1930年出版的《到美國的墨西哥移民》一書中，提到墨西哥裔美國人被稱為“pocho”，將其描述為“一個沒有國家的人”，一個“經常被美國白人貶低到劣等地位”的人，以及“美國化”的墨西哥婦女，“她們穿得像美國人，擁有美國婦女的風俗習慣”。20世紀40年代，墨西哥人對墨西哥裔美國人的蔑視通過貶義詞“el pocho”的流行而昭然若揭。“el pocho”被用來形容那些在墨西哥邊境以北出生或長大的墨西哥人，“他們的墨西哥身份值得懷疑”。美國作家厄爾·修瑞斯（Earl Shorris）在1992年出版的《拉美人》一書中將“波喬人”描述為居住在美國的墨西哥后裔（通常是正式公民），他們用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換取美國生活的虛幻誘惑。修瑞斯認為：“波喬人生活在文化和種族的邊界線上..完全不受保護，處處受到鄙視：對美國人來說太墨西哥化，對墨西哥人來說太美國化。他的新國家沒有給他提供他認為有保障的平等的經濟和政治機會；而他離開的國家卻不擁有他，認為他是叛徒并輕視他，認為他在文化上低人一等。”研究美國墨西哥裔的著名學者魯道夫·O·德拉加爾薩（Rodolfo O.de la Garza）曾寫道，1971年他請求采訪墨西哥高級官員，但遭到拒絕。“（他告訴我）我是墨西哥的叛徒，并對我不是真正的墨西哥人這一事實提出了其他嚴厲的批評”。2010年，斯賓塞·R·埃雷拉（Spencer R.Herrera）在對20世紀以來“奇卡諾”文學中描寫和審視“波喬人”形象的大量文獻進行研究后發現，近一個世紀以來，“波喬人”一詞及其負面含義幾乎沒有改變，“波喬人”被定義為叛徒、低人一等、沒有文化。

墨西哥對海外移民長期的負面認知和敘事，以及諸如“波喬人”的貶義稱謂，對墨西哥移民融入美國社會以及墨西哥裔美國人的身份認知造成一定困擾，因為入籍美國意味著對墨西哥的背叛，接受美國文化全面融入美國意味著對墨西哥文化的背棄。多年來，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墨西哥人一直被視為“通敵者”，這種指責構成了他們融入美國社會的心理邏輯障礙。因此，墨西哥長期對在美墨西哥移民的負面敘事和貶義稱謂變相成為一種對離開墨西哥的移民的“懲罰”，潛在地警告移民離開自己的祖國和放棄自己的文化到美國尋求更好的生活是危險的。相對在美國的“波喬人”，留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擁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即便在物質財富方面可能比上不“波喬人”，但在心理上有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因此對“波喬人”持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

墨西哥對海外移民的負面敘事對在美墨西哥移民的移民和定居模式產生一定影響，即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長期定居美國并主動入籍美國的墨西哥人數量并不多。1970年，美國大概僅有不到76萬在墨西哥出生的移民。相當多的移民選擇回返墨西哥而不是長期定居并融入美國。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墨西哥人才越來越多地主動獲取美國身份，長期定居并融入美國。

四、21世紀初墨西哥對海外移民的“英雄”形象的轉向及其原因

（一）墨西哥對海外移民的“英雄”敘事

到20世紀中葉，海外移民在墨西哥依然被刻板化并被貼上負面標簽，常與“逃兵”的形象關聯，偶爾也與“損失”的意象相連。這兩種認知都認為移民因離開祖國而應受到譴責。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伴隨大規模移民潮發生，墨西哥海外移民的前述形象開始發生變化，人們對移民的態度變得更加寬容。到20世紀90年代，海外移民在墨西哥的民族想象中逐漸獲得認可。當時的墨西哥邊境電影講述了受移民影響的浪漫故事，表明人們對移民網絡的接受度越來越高。

21世紀初，墨西哥關于在美移民的負面敘事被“英雄”敘事所取代。在美國的移民由“祖國的叛徒”搖身而變為“祖國的英雄”。這一轉變始于時任總統本森特·福克斯（Vincente Fox）。2000年12月16日，剛就任總統的福克斯在電臺節目《福克斯直播，福克斯與您同在》（Fox en vivo，Fox contigo）中，稱移民是“真正的英雄，他們很小就離開了家，含著眼淚告別家鄉，去為更美好的未來奮斗；他們是充滿力量和鋼鐵意志的墨西哥人，為自己和家人尋求更美好的未來”。福克斯不僅在上任之初就公開盛贊移民為“英雄”，在后續的有關移民計劃和活動中繼續這種“英雄”稱謂。2002年3月22日，福克斯到訪美國加州弗雷斯諾（Fresno），首次與海外移民群體會見。福克斯告訴移民，他欽佩他們的尊嚴以及他們工作的質量和生產力。他說，如果在過去，他們覺得自己像是在邊境這一邊抓住機會的人，那么他認為他們是墨西哥文化和職業道德的最佳大使。“你們是文化引擎，是墨西哥文化的永久大使，”他說。“你們很重要，相信我，你們非常重要。除了想念你們，我們非常感謝你們。”這一說法顯然是對墨西哥社會過去長期稱墨西哥裔美國人為“波喬人”、認為他們背棄墨西哥文化的全盤否定和逆轉。

作為時任總統，本森特·福克斯關于在美墨西哥移民的“英雄”敘事改變了過去墨西哥官方對海外移民的敘事傳統。長期以來，墨西哥官方同社會輿論一致，對在美墨西哥移民持負面論調，認同移民對墨西哥而言是個“問題”。1953年，時任墨西哥總統魯伊斯·科爾蒂內斯（Ruiz Cortines，1952—1958）在他的第一份政府報告中公開談到“我們的同胞..前往美國構成了令人不安的國家問題”。此后，他還多次談到移民問題，使用的措辭包括“艱巨的問題（三次）”“政府的深切關注”“巨大的移民現象”“痛苦的問題”“社會的深切關注”“同胞的離開”“難以解決的問題”“艱巨而多方面的問題”。魯伊斯·科爾蒂內斯總統關于移民的負面論調，強化并引導了國內對移民的負面看法和輿論。此后，墨西哥媒體有關“布拉塞洛工人”被驅逐出境和在美國的歧視性待遇新聞愈來愈多。

隨著本森特·福克斯關于移民的“英雄”敘事傳播開來，在美墨西哥移民開始受到墨西哥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各級各類移民管理服務機構在聯邦政府和地方設立起來。幫扶、便利、關愛和保護移民的各類項目亦隨之開展。移民研究成為顯學，在各高等院校和學術研究機構風靡開來。豪爾赫·杜蘭德等墨西哥移民研究學者開始圍繞“英雄”敘事，發表一系列論著，探討海外移民對墨西哥經濟、政治民主化以及其他方面的貢獻，論述海外移民對墨西哥家庭、社會、國家的價值。

（二）“英雄”形象轉向的原因

墨西哥對海外移民“英雄”形象的轉向背后有著多重原因。首先，21世紀初墨西哥在美移民的數量規模非昔日可比，其社會可見度和對墨西哥的價值大大凸顯。盡管墨西哥人向美國移民歷史悠久，但到1970年，在美國的墨西哥出生的移民只有約76萬人，占所有在美外國出生移民的7.9%；到2000年，在美國的墨西哥出生的移民攀升至917.7萬人，占所有在美外國出生移民的29.5%。到2002年，美國的墨西哥移民及其后裔已高達2507.4萬人。對墨西哥而言，1970年居住在海外的墨西哥人僅占總人口的2%，到2000年這一比例攀升至10%。數量龐大的在美墨西哥人每年寄回墨西哥的僑匯數額巨大。2000年，墨西哥接收的僑匯達65.73億美元。移民向其在墨西哥的親屬轉移僑匯和實物被認為是移民帶來的最明顯的好處之一。墨西哥長期是拉美和加勒比各國中收到僑匯最多的國家。1990年，墨西哥接收的僑匯超過了當年的農產品出口額和外國直接投資數額。1996年，100多萬個墨西哥家庭收到僑匯，對很多家庭來說，僑匯是其唯一收入來源。隨著有關移民僑匯等研究的增多，墨西哥愈加發現移民對國家宏觀經濟以及家庭乃至個人的價值和好處。隨著移民數量增多和移民價值的發現，到2005年，移民已經成為在墨西哥經濟和政治舞臺上擁有發言權和存在感的群體。

其次，競爭性政黨政治的回歸是墨西哥政府與移民重新接觸，重視并競相爭取移民的主要原因。在墨西哥歷史上，政治反對派往往是依靠在美國的移民支持而贏得政權。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墨西哥政治民主化轉型過程中，在革命制度黨連續執政半個多世紀的背景下，反對黨寄希望像前輩一樣，通過動員大量在海外的移民來獲得勝選。1988年，反對黨總統候選人考特莫克·卡德納斯（Cauhtemoc Cardenas）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和芝加哥開展競選活動，獲得廣泛支持。考特莫克·卡德納斯希望在美國的移民影響其在墨西哥的家庭成員為他投票，他還承諾如果獲勝將給予海外移民雙重國籍和在國外參加選舉的權利。考特莫克·卡德納斯在美國的競選活動，讓國內各黨派認識到海外移民是影響國內政治的重要力量。此后，墨西哥各黨派尤其是反對黨競相向海外移民進行政策許諾，以獲取支持。2000年大選中，本森特·福克斯就獲得大量海外移民支持。在發表勝選演講中，福克斯就承諾代表包括當時居住在美國的墨西哥裔在內的全體墨西哥人進行國家治理。他擔任總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巡視墨西哥北部邊境城市，“視察”回返移民，稱這些移民為“英雄”。2005年，墨西哥議會通過立法，準許海外移民參加總統選舉，海外移民更加成為墨西哥政黨競相爭取的一股力量。

墨西哥對海外移民形象轉變背后更深層次的因素是美墨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墨西哥由曾經的民族主義和反美主義立場轉向靠近并依托美國發展并尋求美墨經濟一體化的親美主義的立場。由于美墨戰爭失敗被割去一半領土的屈辱歷史以及美國多次派兵干涉墨西哥內政的恐懼記憶，墨西哥人長期以來對美國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反美主義立場。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基于封閉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經濟體系和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政治模式，墨西哥對美國的外交關系主要是“疏離和防守的”。隨著這種經濟和政治模式陷入困境，墨西哥外交政策開始改變。1982年墨西哥爆發經濟危機，成為其外交政策變化的轉折點。因無力償還到期的債務，墨西哥需要美國直接或間接的支持以防止危機深化，墨西哥就此改變傳統的與美國“疏離”的號稱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外交政策。此后墨西哥對美國外交政策發生巨變，被認為“跟之前100年的通行政策完全不同甚至相反”。1988年，主要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卡洛斯·薩利納斯（Carlos Salinas）當選墨西哥總統后，進一步謀求與美國經濟一體化。1993年，墨西哥同美國、加拿大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標志著徹底拋棄長期以來的民族主義信條和反美主義立場。此后，盡管美墨關系仍然是不平等的合作伙伴關系，但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深。隨著美墨關系的走近，在美墨西哥移民的價值再次被發現。龐大的墨西哥裔美國人群體被視為可對美國政策產生影響的利益游說集團。墨西哥在與美國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之時，就曾希望在美國的墨西哥人為墨西哥進行利益游說。此后，移民不再被視為一個“問題”，而成為一個“機遇”。移民被重新定義為兩國之間的文化和經濟橋梁，成為連接兩國關系的重要紐帶。

早期對海外移民負面敘事的背后是墨西哥對移民的勸阻政策，對移民的“英雄”敘事背后則是墨西哥對海外移民政策的重大轉向。“布拉塞洛計劃”結束后，墨西哥聯邦政府出于害怕美國干預內政的擔心，在移民問題上采取“沒有政策”的政策。但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墨西哥逐漸意識到，美墨之間存在著特殊關系，這種特殊關系意味著盡管兩國之間存在巨大的不對稱，但鑒于墨西哥的戰略地理位置以及美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它能夠保持“相對自主”，只要墨西哥的行動不影響美國的核心目標，并在其重大利益問題上支持美國，墨西哥就能在外交和國內政策上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性。這種認知鼓勵了墨西哥政府推出系列針對海外移民的政策，開始在海外移民事務上“分擔責任”。隨著移民群體的價值發現和被重新定義，墨西哥試圖將散居美國的僑民重新視為墨西哥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96年12月，墨西哥通過《雙重國籍法》，標志著墨西哥政府不再將獲得美國公民身份視為叛國或與保留墨西哥文化身份不相容，而是鼓勵海外移民取得居住國的國籍。此外，墨西哥還通過設立和健全各級移民管理機構，以分布廣泛的領事館為抓手為海外移民提供教育、醫療、金融信息等各種服務，強化與有組織的海外移民團體的聯系，設計系列海外引資和引智項目，舉辦各種文化活動，重視保護海外移民的留守及遣返子女等，強化與海外移民的聯系。2021年，墨西哥修訂《憲法》，將國籍概念進一步擴大到在境外出生的第二代墨西哥裔及其后代。據此，在海外的所有有墨西哥血統的移民及其后裔均可按程序申請成為墨西哥國民。

五、結語

時至今日，海外移民在墨西哥的形象總體歸于正常。移民不再被稱為“叛徒”，也不再被稱為“英雄”，而只是需要援助和合作的墨西哥人。墨西哥全國性媒體《環球報》（El Universal）對海外移民報道中的最常用詞匯，如“移民”（migrantes）、“國民”（connacionales）、“權利”（derechos）、“邊境”（frontera）、“政府”（gobierno）和“無證人員”（indocumentados）等均為中性詞匯，不再含有貶義或褒義。海外移民主要輸出地薩卡特卡斯州的《NTR日報》（El Diario NTR）在報道海外移民時最常用的高頻詞匯包括“無證人員”（indocumentados）、“墨西哥人”（Mexicano）、“移民”（migración）、“移民”（migrante）、“同胞”（paisanos）、“國民”（connacionales）、“移民”（inmigrantes）和“布拉塞洛工人”（bracero），表明當地社會將墨西哥海外移民視為社區、家庭和國家的一部分。

作為當今世界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移民輸出國，墨西哥海外移民的數量與規模極其龐大。墨西哥到美國的移民是當今世界最大的雙邊移民群體。海外移民事務在墨西哥政府議程中占據重要位置。縱觀墨西哥對海外移民的認知和敘事論調，總體上經歷了從偏于負面到逐漸正面的轉變。海外移民在墨西哥的形象經歷了從“祖國的叛徒”到“祖國的英雄”的轉向。時至今日，海外移民在墨西哥的形象總體歸于正常。在海外移民形象變遷的背后，體現的是墨西哥對海外移民價值的發現與認知變化，政府對海外移民的態度與政策演變，以及更深層次的墨美關系的變化。基于同胞移民對墨西哥無意義甚或有害的認知，以及強烈的反美民族主義情緒，墨西哥對海外移民的早期認知和敘事論調一直偏于負面，政府對移民前往美國采取勸阻甚至限制措施。隨著在美墨西哥移民數量增多、影響力擴大，移民的價值和好處凸顯出來，以及墨西哥由曾經的民族主義和反美主義立場轉向靠近并依托美國發展、尋求美墨經濟一體化的親美主義，墨西哥對海外移民的敘事論調極致反轉，政府對海外移民的政策也一改過去的相對“疏離”，而是不斷強化與海外移民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并將海外移民及其后裔不斷納入國民的范疇。墨西哥海外移民的形象變遷充分展現了海外移民與來源國政治的深層糾葛，與國家間關系的歷史嵌套，乃至與國家發展道路向內還是向外的抉擇攸關。

摘自：袁艷：《墨西哥海外移民形象變遷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