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精品永久在线观看,中文字幕在线看片,成熟女人特级毛片www免费

【新移民專題】跨國勞工移民的社會流動及影響機制研究——以對外勞務合作為例

2025年08月14日09:06 來源：中國僑聯

地理流動與社會流動的關系是學界研究的重要議題，在國際移民領域表現為跨國流動與社會流動的關系。以往研究更多關注長期遷移的國際移民，探究他們在祖籍地和移居地的社會流動。但與長期遷移的國際移民不同，國際勞工移民因其臨時性特征無法在流入國定居，在流入國的財富、社會地位、自主性等多方面處于劣勢，他們的社會流動較少受學界關注，且缺乏系統深入的探討。2020年，全球國際移民存量約有2.81億人，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勞工移民，合同勞工是勞工移民的重要類型。截至2023年7月，中國累計派到國外的各類勞務人員達1108.9萬，主要派往亞洲、非洲等地區，對外勞務合作是主要派遣方式之一。雖然跨國勞工在移民政策中是流入國的“過客”，但將其作為主要對象進行社會流動研究是國際勞工移民研究的內在要求和重要旨趣。跨國流動是他們生命歷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出國后社會流動的解構，可以有效掌握該群體多維度的社會流動。尤其是勞工移民處于國際移民研究的邊緣位置，加大對該問題的研究可以深化對國際移民群體的認識。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回顧

既有研究往往將勞工社會流動簡化為職業流動，并多與增加就業機會和收入、移民匯款相聯系。實際上，社會流動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包括經濟流動、消費流動和地位流動三個關聯向度。結合跨國流動背景，本研究引入文化流動作為一個重要分析向度。其中，經濟流動、消費流動和文化流動是原因，地位流動是結果。經濟流動指勞工的職業、收入等變化；消費流動指勞工的消費方式和消費空間變動；文化流動指勞工的海外現代性體驗、勞工的文化形象變動；地位流動則是基于經濟、消費和文化形成的綜合性社會聲望評價。在社會流動的復雜框架下，跨國合同勞工的社會流動是怎樣的？在每個向度如何體現？不同向度的影響機制又是什么？本研究以對外勞務合作勞工為研究對象，側重分析勞工多樣化的社會流動，并分析社會流動背后的影響機制。通過跨國情境中勞工社會流動的各種向度，揭示在階層體系中勞工位置的復雜性，從而為國際合同勞工社會流動的研究提供理論啟示。相關文獻主要涉及以下兩個方面。

（一）跨國移民社會流動研究

地理流動與社會流動在國際移民研究中體現為移民在移居地和祖籍地的社會流動。移居地的社會流動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國際移民通過就業機會和工資增加、職業聲望提升等實現向上社會流動；二是“矛盾的階級流動”，認為國際移民經濟機會增加、經濟地位提升的同時社會地位下降；三是國際移民受法律歧視、社會排斥、種族主義、自身經濟和教育資源無法轉變為接收國的資源等影響，體現為向下社會流動。就祖籍地的社會流動而言，移民通過經濟匯款、政治饋贈、社會饋贈等與祖籍地產生聯系，提升自身的社會地位，也可能因職業向下流動而社會地位下降。國際合同勞工與國際移民有諸多差異，他們僅僅為臨時流動，從事行業固定，不會對流出國提供各種饋贈，這也決定了兩者的社會流動有諸多不同，因此，以往關于國際移民社會流動的研究不能有效解釋合同勞工的社會流動。

跨國勞工移民社會流動的研究視角較為單一，流出國的社會流動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跨國流動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和更高工資，本質上遵循新古典經濟學方法；二是關注匯款使用模式，匯款被用于生產性投資，以進一步提升家庭經濟狀況，但更多被用于生活性支出，改善教育、住房等，提升生活質量，此觀點聚焦勞工的消費流動。從流入國來看，一般認為，通過勞工制度引入的低技能、無技能勞工，工資較少，社會地位較低，甚至可能受到資方剝削。筆者認為，合同勞工最終要回歸流出國，以流出國為參照研究他們的社會流動更為恰當，但以流出國為視角的研究很不充分，僅關注經濟流動中的收入及匯款對勞工家庭的影響，沒有對其社會流動進行多向度考察。

（二）社會流動與分層相關研究

收入是社會分層最重要和直接的衡量指標，而職業地位綜合考慮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主觀職業聲望等，也成為社會分層的重要指標之一。布勞和鄧肯認為，經濟和政治等級都以職業結構為基礎，并認為基于教育和收入的客觀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職業聲望的主觀評價基本一致。一般情況下，收入與職業地位呈正相關關系，但也存在兩者不匹配的情況，權力、部門和社會歧視等是重要影響因素。該解釋適用于同一國家內就業，而在跨國就業中，流出國視角下勞工移民的收入和職業地位呈現何種關系、有哪些影響因素需要進一步探究。根據職業和收入進行社會分層有很大局限，一些研究開始關注消費領域的社會分層，甚至有學者指出，消費分層更能有效測量社會分層狀況。其中消費方式和消費空間是消費分層的重要形式，消費分層主要關注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分層最早可以追溯到韋伯，他提到的“地位群體”正是借助產品消費及生活風格實現分層。凡勃倫依據財富、閑暇、勞動和消費方式等劃分階級，提出“有閑階級”概念。布迪厄認為，休閑活動、消費習慣和居住方式等是社會地位差異的體現，并認為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數量決定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以及品味和生活方式。國內學者對消費領域的分層進行諸多實證研究，但需要思考跨國勞工移民的消費分層呈現出怎樣的特征，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以及其他因素如何作用于這種分層的形成。文化資本是社會地位的文化象征，為社會流動研究的文化轉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論視角和概念工具，其概念經歷了由狹義階級式的布迪厄定義到廣義非階級式的文化資源定義的演變過程，廣義上包括高雅文化和各種教育資源。隨著勞動力的全球化流動，有學者提出跨國文化資本概念，包括外語技能、跨文化知識與能力（尤其是對國外文化和制度的熟悉）、對其他文化的開放態度和相應“品味”等身體化文化資本。但這種討論主要集中在跨國移民子女教育研究上，勞工移民的跨國文化資本具體包括哪些維度，如何認識他們的跨國文化資本狀況值得學界探討。綜上，跨國勞工移民的社會流動要綜合考慮經濟、消費、文化等多個向度。

二、案例介紹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中的“合同勞工”主要指年齡在18~35周歲，前往東亞和東南亞等地，受雇于國外/境外企業或機構，集中在制造業、建筑業、農業、養殖業等產業的中國人。研究采用質性研究范式下的個案研究法，以W省H縣為個案。W省外派勞務人員數量連續多年位居全國前列，H縣是該省重要勞務外派地，開展對外勞務合作已有30多年歷史，勞務合作市場主要為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從時間跨度、外派勞務的國家和工作種類來看，H縣具有一定典型性，且可以滿足資料豐富性要求。筆者于2015年對H縣跨國勞工展開初次調研，之后在2016年、2019年、2022年、2023年又進行過多次實地調查，重點考察跨國勞工的社會流動狀況。資料收集采用深度訪談和文獻研究結合的方法，在選取勞工時考慮了性別、外派國家和工種等，訪談對象包括36位勞工（編碼C1~C36）、35位勞工家人（編碼F1~F35）和18位非勞工（編碼B1~B18）。通過深度訪談，掌握勞工跨國流動前后在經濟、消費方面的變化，流動后跨國文化資本的變化，以及勞工家人和非勞工對勞工跨國流動引致的諸多社會、經濟、文化結果的評價。筆者在歸納受訪對象觀點的同時呈現部分訪談資料，并進行多個受訪對象資料以及文獻資料的交叉驗證，以盡量避免主觀偏差。通過文獻研究法獲取年度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作為勞工跨國流動前工資、職業等的補充材料，還通過網絡社交平臺與媒介了解網民對勞工出國打工的評價，以此作為補充材料。

三、跨國勞工移民的社會流動

（一）經濟流動

1.職業的水平流動或向下流動

勞工移民主要來自農民工群體，出國前大多在制造業和建筑業等第二產業及批發和零售業等第三產業工作，這與全國農民工監測報告數據一致。從跨國勞工移民的就業領域和職業分布來看，勞工出國后呈水平流動或向下流動。勞工出國前主要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但出國后除制造業等第二產業外，一些人卻從事糧食、花卉、蔬菜種植或養雞、牛、豬等農業和畜牧業，以及服務員、幫廚、洗碗工、清潔工等餐飲服務業工作。出國前后均從事第二產業基本屬于職業水平流動，但從事第一產業和又臟又累的第三產業則呈明顯向下流動。按照職業聲望、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國內外學界對職業地位的排序雖然存在差異但大體一致，其中農業、畜牧業工人和飯店工人等得分比較低，說明這些職業的社會地位較低，往往被看作“低下的”，而他們出國前從事的制造業、建筑業等第二產業則具有相對高的地位，故認為其體驗了職業的向下流動。

出國后很多人從事當地人不愿意做的第一產業。C1（女，日本，養牛）主要負責奶牛飼養、擠奶、接生小牛犢、牛舍衛生等，牛棚特別臭，擠牛奶時易受傷，工作環境較差；牧場多在日本農村，工作幾年很難接觸外面，與超市有一定距離，生活不太方便。與此類似，C3（男，日本，農業）工作四年，工作很累，經常腰疼，且大棚里熱，容易出汗，初去日本時體重140斤，后來降到120斤。對于種養殖等第一產業以及清潔工作等又臟又累的第三產業，勞工家人和非勞工也普遍評價較差。

“去新加坡前說做洗碗工，過去后就不是這樣了，刷完碗還要干雜活，打掃衛生，擦地板、洗廁所，有時候還要干其他人的工作，比如擦桌子，工作時間又不按時，還又臟又累，尤其是讓我擦廁所時就生氣，就想罵人。”

2.收入的向上流動

經濟流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收入水平，包括月工資和小時工資。大部分受訪勞工出國前的月工資雖然存在行業差異，大體在3000~5000元，小時工資在15~25元，但出國后月工資和小時工資普遍提高，月工資比國內高3到4倍，小時工資在45~55元，加班小時工資則為1.25~1.5倍。勞工的月工資一般為0.9~1.3萬元，也有少數人達到1.5萬元，除去各種保險、住宿等費用，實際到手1萬元左右。受訪對象普遍認為，在國內外工作時間、強度相似甚至國內工作時間更長、強度更大的情況下，國內月工資和小時工資遠低于國外，每月除去各種花費后幾乎攢不下錢。

“我在國內做倉庫，每天上班12小時，每周單休，一個月5000塊錢，感覺勞動強度很大，工作讓人很緊張，不像在日本時雖然累點，但超過8小時就是加班，加班有加班費，一周加班不會超過40個小時，還有雙休日，而且那種環境讓人很舒服、很放松，沒有緊迫感。國內工資太低了，再加上買房、看病等，真是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月工資和小時工資顯著高于國內是再次或多次出國打工的重要原因。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國家或地區間工資和就業機會的差異是移民最主要的決定因素，而個體則基于收入最大化決定是否遷移。但筆者認為，不能單純對比收入多少，還應考慮工作時長、小時工資、工作強度等，在工作時長與強度和國內相似甚至時間更少、強度更小的情況下，勞工收入增加更能體現向上的經濟流動。

“有人說我在日本是最廉價勞動力，不怕大家笑話，我在國內也是最廉價勞動力。16歲畢業，干過飯店服務員，下過工廠，一天十三四個小時，一個月到手也不到4000元，但來日本起步是50元一小時，加班65元一小時，同樣的付出，一個月只要工作20天左右就能拿1萬多元。像我們普通老百姓沒有學歷和技術，想干20來天拿1萬元太難了。”

（二）消費流動

消費流動包括消費方式、消費趣味和消費空間流動三種形式。消費方式主要體現在飲食消費和休閑消費等方面，消費空間主要體現在居住方式上。跨國勞工移民在消費趣味（或生活風格）上并沒有多大變化，主要變動的是消費方式和消費空間，二者都呈下降特征。

1.消費水平下降

消費明顯降級。第一，出國勞工在國外獲取最低工資，同時卻面臨高物價，為了在合同期內盡可能攢錢而壓縮消費，這使得他們的生活水平遠低于在國內時。壓低飲食消費水平的途徑有兩個：一是出國前攜帶家鄉的干菜，如木耳、銀耳、粉絲、豆腐皮等，很多勞工家人也會跨國郵寄這些物品；二是大部分勞工自己做飯，一般每兩周去一次超市，且多購買打折力度較大的商品。吃飯也比較簡單，C10（女，日本，干洗）每天吃面條；C11（男，日本，工業制造）“過得最好的日子是炒了一個土豆，拌了一根黃瓜”；C12（女，韓國，飯店）“在那邊不舍得吃、不舍得穿，誰舍得去飯店點一桌菜，太奢侈了”；許多男性勞工為此戒煙和戒酒，甚至自己理發；更有甚者，有些人去撿日本人丟掉的看著還不錯的蔬菜，如冬瓜、紅薯和胡蘿卜等，訪談中不止一位勞工撿過蔬菜。在物質消費上，勞工僅滿足自身生存性需求，這并非由其大眾（或低端）品味所導致，主要因為經濟資本有限。即使跨國后經濟資本增加，但長期性消費（攢錢）極大擠壓了即時性消費空間。

“打工三年，休息時經常和同事去撿菜，可以省好多錢。有些東西看著還可以，日本人就扔了，就撿回去洗干凈。省吃儉用，回家時才能多拿些，我拿回家30來萬，都是從牙縫里邊省出來的。”

第二，在休閑消費這種非物質性消費上，由于交通成本高，勞工基本不出去玩，休息時主要在宿舍附近轉，經濟資本使其休閑空間受到限制。許多勞工將加班視為福利，主動要求延長勞動時間以獲取更多收入，雇主通常會優先使用外籍勞工加班，勞工的休閑時間也受到限制。勞工移民可以視為休閑匱乏階層，“單調無聊”是他們休息時的生動寫照。C15（女，日本，服裝制造）平時不出去玩，因為坐電車很貴，一般半年甚至一年才出去一趟。隨著時間推移，勞工消費壓縮的情況會有所改善，尤其是合同后幾年，擁有一定積蓄的勞工消費水平會提高，但這也是與最初到國外時相比，他們多數仍認為“能不花就不花，能少花就少花”。C16（女，新加坡，飯店面點師）雖然合同期最后一年出去玩的多一些，但想到家里有孩子就會省著花錢。大部分人的月生活費為500~800元，高物價背景下的低生活成本恰是他們消費向下流動的重要體現。

永久移民在生命周期中更平等地分配休閑消費，而臨時勞工則在合同期內努力工作，在回國后的生命歷程中享受休閑時光。筆者認為該觀點并不準確，很多勞工為了合同期收入最大化，節衣縮食，既不能像當地人一樣正常消費，也不能像在國內時那樣消費，很多人回國后依舊沒放松，而是繼續掙錢，許多人甚至多次出國打工，他們一直都很努力。這種休閑消費與生命周期的關系本質上反映出經濟資本不足限制了休閑消費。

2.居所空間縮小，住區相對隔離

消費空間變動包括居所流動和住區流動，前者指住房更換，后者指居住區位變動。住房分層是消費分層的重要議題，但既有研究多關注住房所有權及其條件差異，且多在一國之內探討。跨國情境下勞工移民的消費空間流動也呈下降特征，這主要是與原有家庭居住條件對比得出的。勞工居住在集體宿舍或雇主幫忙租住的公寓里，房租從工資中扣除。他們的居住環境差距較大，有些住在工作場所旁的集裝箱里，配置較為簡陋；有些住在環境較好的公寓里，客廳、臥室、廚房、浴室、天然氣、空調等配備較為齊全。受訪勞工普遍認為居住條件還可以，但與國內相比，勞工在國外的居住空間縮小，且主要居住在宿舍或租房中。他們的住房只有居住屬性，不具有國內住房的其他屬性如歸屬屬性、投資屬性等，尤其是這種居住方式使他們很少有機會與當地社區和居民互動，在地社會資本匱乏。無論是居所還是住區都呈向下流動，這種“宿舍勞動體制”（集體宿舍）或“類宿舍勞動體制”（在附近租房）使很多勞工形成“三點一線”的日常模式——吃飯、工作、睡覺，即食堂、工作場所和宿舍，或者工作場所和宿舍的“兩點一線”模式。這種消費空間的向下流動也極大限制了他們的休閑消費。

（三）文化流動

結合卡爾森等人對跨國文化資本的研究，筆者從跨文化知識與能力、對其他文化的開放態度兩方面探究勞工移民的跨國文化資本。跨文化知識與能力可以用勞工移民的現代性體驗（對流入國現代性的文化想象與感受）呈現，對其他文化的開放態度可以用勞工文化形象（對跨國勞工移民文化形象的認知與定位）呈現。

1.對流入國的現代性體驗

流出國社區（包括勞工親戚、朋友、同鄉等）對跨國流動的文化想象是一種他者主觀評價，而勞工對跨國流動的現代性體驗則是自我評價。訪談顯示，他者評價與自我評價基本一致。對流入國的現代性體驗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生活方式、文化差異等。就他者評價而言，人們認為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先進、現代、環境較好。勞工在國外的生活見聞通過語言、照片、視頻等方式傳播，使流出地居民對國外/境外現代生活產生遐想和渴望，現代化居住環境、文明社會體驗、風景名勝觀賞等，都與他們的鄉村生活形成較大反差。就自我評價來看，受訪勞工及家人也對此觀點進行證實，他們多使用“探索”“體驗”“冒險”“自由”等形容跨國流動。增長見聞被多數勞工頻繁提及，他們普遍認為出國打工機會很難得，坐飛機、漲見識、看到國外生活和風土人情，滿足了他們對國外的好奇體驗和現代性文化想象。C20（男，新加坡，廚師）早就聽別人說新加坡很好，想去看看；C21（女，日本，服裝制造）則認為，一般人沒有機會出國看看，他們只知道中國這么大地方，并提及同工廠打工的日本老太太的生活：

“我們廠里打工的日本人應該和咱們的社會階層差不多，但他們會享受生活，不像家里人，每天只知道掙錢和省錢，她們周末就和家人出去玩，去公園野餐，這好像她們的家庭活動一樣。”

一些中介招聘廣告也將“出國打工”建構為對“旅游”的想象，將經濟收益與增長見識相結合。許多勞務中介和雇主會帶勞工去年度旅游，以增強情感體驗和工作認同，激發職業動力，這也間接增加了他們的跨文化知識。

未婚勞工及其家人還將出國打工視為勞工自我成長的機會；一些已婚勞工，尤其是女性勞工受性別規范和角色分工影響，對家庭生活倦怠，出國可以使她們擺脫繁瑣的家務勞動和辛苦的照顧勞動，追求暫時自由，滿足她們對都市單身生活的想象。出國打工既可以開拓視野、增強能力，還可以追求個體獨立和自由，跨國流動的生涯散發出探索與冒險的光暈。基于海外現代性體驗的流動是一種明確的非經濟流動，即文化流動，但這種流動僅體現了勞工移民在合同期內淺層次融入當地文化。

2.跨國勞工移民的文化形象

跨國勞工移民的文化形象是流出國居民評價勞工文化流動的重要向度。此處的“流出國居民”不再僅僅指勞工的親戚、朋友和同鄉，還包括許多網民。勞工被外國雇主雇傭，如為日本人、韓國人等打工，許多勞工的親戚、朋友和同鄉評價較為負面，認為去這些國家打工是一種“不孝”。訪談中許多勞工提到選擇去日本打工，好多家人和親戚反對，認為給日本人打工丟人。

“我選擇來日本，一聽日本，你也懂的，對農村那種思想來講，絕對有一種不孝的感覺，跑到日本打工，我父母和奶奶都這么想，親戚們也這么想，就有點反對，但因為我姐支持，力排眾議把我送出來，我很感謝我姐，她的決定改變了我的未來。”

搜索大量網絡資料發現，許多網民對勞工去日本和韓國等國家打工的看法更為激烈，在許多勞工的網絡社交平臺視頻下留言，稱他們為“賣國漢奸”“民族敗類”“出國打工丟人”等，尤其是中日、中韓關系緊張時更是如此。“出國打工丟人”意指給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和韓國人等打工，做廉價勞動力，有損中國的國家形象。這些評價雖然受國家關系影響，但也反映出人們對日、韓等國的開放態度較差。對此，一些勞工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國內同胞說我們是賣國賊、狗漢奸，那我們是出賣國家領土了，還是出賣國家機密了？我們就是一個普通打工的，有那么大本事嗎？我們身為中國人，都有一個愛國心。不出國就不能生活，就掙不到錢了嗎？確實能，但我在國內就掙三四千塊錢，除去吃喝房租，一個月剩不下幾個錢，基本是月光族。不說買車買房，在國外干個三五年，大家生活都有所改變了。出國打工就是為了自己和家人生活更好點。不要打愛國的旗幟，沒有素質，辱罵同胞。”

面對此種情況，許多勞工做出積極回應。一是對政治與經濟、國家和個人劃界，強調國家與個體、宏觀與微觀的區別，將國家間的關系與個人脫鉤，避免談論國家間的關系和政治，更強調自身的經濟困難；二是強調情懷工作和崇高體驗，認為出國打工具有崇高目標，對國家有極大價值，是國家允許的合法行為，可以增加國家外匯收入，減輕國內就業壓力。勞工對自身文化形象的回應是他們與當地文化深層區隔的重要體現。語言、社會文化、生活習慣等文化距離大以及社會支持匱乏、歷史原因等是形成深層區隔的重要因素。

跨文化適應理論關注文化適應的不同類型或適應階段及其影響因素，由此形成跨文化適應模型、文化適應過程模型、對陌生文化的適應理論等。根據文化適應者對母國文化身份的重視程度和對旅居地文化身份的接受程度可以分為融合、同化、分離與邊緣化四類。由勞工移民跨國文化資本的狀況可知，他們的文化適應屬于“淺層融合、深層區隔”。他們認同自己流出國文化身份的同時，既淺層適應流入國文化又在深層次上與之保持距離。

（四）地位流動

地位流動是結果，經濟流動、消費流動和文化流動是原因。地位流動的方向分為向上流動和向下流動，但群體的社會地位變化往往不是單向度的，需要多向度闡釋，可能向上和向下流動并存。勞工除通過收入的提升外，還通過對流入國的現代性體驗這一方式實現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掙回了很多錢”“出過國的人”······人們用這些話來評價勞工出國打工；同時，他們也通過職業的向下流動、消費降級、居所空間縮小、住區相對隔離、勞工的負面文化形象等經歷了社會地位的向下流動，“干大家都不愿意干的活”“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漢奸賣國”等言語也被用來評價跨國勞工移民。勞工的社會地位呈向上流動和向下流動并存。

四、跨國勞工移民社會流動的影響機制

勞工社會流動各向度的影響機制并不必然互相排斥，甚至有些重合，具體如下。

第一，在經濟流動中，勞動力市場和雇傭主體分別是影響勞工職業和收入變化的重要因素。以職業來看，受流入國二元勞動市場影響，勞工出國后多從事“臟、亂、差”的次級勞動市場工作，尤其是許多當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屬于低技術、無技術工種，因而職業呈水平流動或向下流動。以收入來看，小時工資和月收入較國內顯著增加，這是因為他們受雇于外國雇主，勞工的收入不能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水平，而流入國一般屬于發達國家，其整體收入水平較高，當地的最低工資水平也會高于國內。

第二，在消費流動中，打工動機和再生產體制分別是影響消費方式和消費空間變化的重要因素。勞工出國后的消費方式和消費空間呈明顯向下流動。就消費方式來看，飲食消費和休閑消費水平都在下降。消費降級主要是因為自付飯費，受打工動機影響，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體制使勞工為了合同期收入最大化，在高物價成本下主動壓縮消費。就消費空間來看，勞工自付房租，居所空間縮小，宿舍勞動體制下勞工被動隔離，類宿舍勞動體制（如附近公寓）下即使他們居住在當地社區中，也因語言障礙等與當地社區主動隔離。

第三，在文化流動中，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地理格局中的位置是影響勞工現代性體驗的重要因素，雇傭主體和國家關系則是影響跨國勞工移民文化形象的重要因素。從現代性體驗看，流入國被形容為“先進”“現代”，勞工被建構為“探索”“自由”“獨立”，主要因為這些國家多為發達國家，發展水平超過中國。而照片、視頻等方式促進勞工國外生活見聞在當地傳播，形成社區輿論氛圍。從跨國勞工移民的文化形象看，一些人認為赴日本、韓國等國家的勞工為“漢奸賣國”“出國打工丟人”，主要因為勞工為國外雇主打工，但中國與日本、韓國等有時關系緊張，民眾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高揚，他們從國家宏觀政治關系解讀勞工個體經濟行為，認為有損中國國家形象，甚至極端民族主義者認為他們在“賣國”，但要弄清楚“何為漢奸和賣國賊”“出國打工是否丟人”，不能隨意給他們貼上這些標簽，理性認識出國打工、人員流動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內容。

第四，在地位流動中，要準確認識其與前三種流動類型的關系，認識地位流動是一個綜合性概念，是前三種流動類型的結果。地位流動呈多方面變動，兼具向上與向下特征。

跨國勞工移民的社會流動及其影響機制具體見表1。

未命名

五、結論與討論

國內和跨國地理流動面臨的制度結構環境有很大差異，而跨國地理流動中國際移民和國際合同勞工流動的政策制度、流動特征等也存在不同，所以國內地理流動與社會流動的研究、國際移民社會流動的研究都不能有效解釋國際合同勞工的社會流動，而且人們在流入國和流出國不同情境下會有著不同的社會流動體驗。本研究聚焦流出國視角下的國際合同勞工社會流動，對消費流動和文化流動等作出分析探討，拓展了社會流動的研究轉向，深化了對地理流動和社會流動關系的學術探索，這是本文的重要創新之處。地理流動影響跨國合同勞工的社會流動，但并不必然導致單一的向上或向下流動，而是產生一種多樣化的階段性的向上和向下流動并存的階層流動，這種流動除依賴通常的職業地位和收入資源兩種因素，還依賴消費方式和消費空間、現代性體驗、勞動者的特殊文化形象等。由此，勞工的社會流動在不同向度愈加分化并呈現出極大不一致。他們雖然占有較多的收入資源，但職業地位卻在下降，經歷一種“相悖的”經濟流動。這與一般認為的收入與職業地位呈正相關的觀點正好相反，雖然既有研究也探討了兩者不匹配的情況，但重在關注權力、部門和社會歧視等因素，跨國情境下主要受國家間的工資水平和二元勞動力市場結構影響。本研究認為，作為社會分層的重要指標，勞工移民的消費分層呈現出一些典型特征，如消費向下流動，消費方式單一，水平下降，居所空間縮小且住區相對隔離。消費方式的向下流動并非由布迪厄所關注的生活風格等文化資本決定，而是由勞工移民有限的經濟資本決定。消費空間即居住方式的向下流動也并非由文化資本決定，而是由勞動力再生產體制決定。研究發現，在消費領域文化資本能夠發揮的作用很有限，而經濟資本和制度結構因素發揮著更大作用。本研究進一步拓展了社會分層與流動的文化轉向，認為勞工移民形成“矛盾的”文化流動。他們擁有現代性體驗，跨文化知識與能力較強，但形象易被“污名化”和“標簽化”，在文化適應上呈現淺層融合、深層區隔特征。值得關注的是，去日本、韓國等國家打工被許多人貶低、敵視甚至辱罵，如何更加理性看待國家間的政治關系與經濟合作也成為跨國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

跨國勞工移民的臨時性流動，在流入國成為“懸浮型”個體，無法融入當地，從流出國視角對其社會流動進行分析非常有說服力。復雜性視角可有效解釋跨國合同勞工的社會流動，揭示勞工在階層體系中的復雜位置。上述結論可以有效補充國際合同勞工社會流動的相關理論，深化、細化地理流動和社會流動的關系探討。對國際合同勞工來說，消費流動和文化流動的加入可以拓展社會流動的分析性范疇，尤其是后者可以從文化視角重新審視經典社會流動研究。本文的局限在于對勞工移民社會流動的向度探討不夠全面，沒有考慮流入國視角和不同時段的變化，雖然提出相悖的經濟流動和矛盾的文化流動，卻沒有提出解決方法。后續研究可以對社會流動不同向度進行拓展、細化和深化，加入流入國視角和時間因素，考察勞工社會流動的變化，可以從全球化視角重新構建跨國勞工的社會身份，以解決社會地位的“矛盾流動”，還可以就地理流動與社會流動的關系進行國際比較，采用不同流出國的案例，探究該議題理論的一般性與特殊性。

摘自：劉興花、王勇：《跨國勞工移民的社會流動及影響機制研究——以對外勞務合作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責編：皮博、張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