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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身在臺灣的于右任已經83歲高齡，他自感去世之日不久，揮毫留下情深意切的《望大陸》，詩中寫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濃烈的愛國思鄉之情，躍然紙上。

故鄉與家國的交織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陜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誘人，號髯翁，晚號太平老人，筆名右任、半哭半笑樓主、關西余子等，被尊稱為“右老”，中國近現代政治家、教育家、書法家。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孫中山先生的忠實追隨者，真誠的愛國詩人，一代書法大師，曾出任孫中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交通次長，后繼任國民黨監察院長，時間長達30余年。

于右任自小家境貧寒，他的父親為謀生計遠赴四川打工，母親趙氏體弱多病，在于右任不滿兩歲時便撒手人寰，年幼的于右任被托付給二伯母房太夫人撫養。

房太夫人雖出身農村，卻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她將于右任送入私塾，后又支持他進入三原宏道書院、涇陽味經書院和西安關中書院深造。每年清明節，伯母都要帶著于右任回鄉掃墓，在生母墓前，伯母總是哭著告訴于右任地下的母親，孩子今年幾歲了，讀了什么書。每當此時，于右任都“聞聲悲痛，讀書不敢不勤”。

于右任的父親也希望兒子做個讀書人。他在四川打工時，經常親手抄寫書文寄給兒子閱讀。每次回鄉，也要督促兒子在學習上狠下功夫。于右任曾記述父親督促他讀書的情景，講晚上讀書，父親向書本作揖，兒子向父親作揖，父子倆相互背誦詩文，學習至深夜，留下“一燈如豆下苦心，父子相揖背章文”的佳話。

17歲時，于右任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中秀才，23歲中舉人。當時的學政葉爾愷十分欣賞他，稱他為“西北奇才”。

三原不僅是他的學術起點，也是革命思想的萌芽之地。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至西安，參加“跪迎”的于右任親眼目睹了清廷的腐敗與無能，憤而寫下《半哭半笑樓詩草》。他在詩里大呼，“換太平以頸血，愛自由如發妻”。這些詩篇后來成為清廷通緝他的罪證，也促使他走上了職業革命的道路。

于右任的革命生涯始于辦報。1906年，他東渡日本期間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回國后，他先后創辦《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宣傳民主革命思想。這些報紙成為辛亥革命的重要輿論陣地，孫中山曾題贈“戮力同心”四字，表彰他的貢獻。

于右任無論官居何職，每次視察訪友回鄉，都保持低調本色。1921年冬，靖國軍正在改編，心情惆悵的他從三原縣東里堡經洪水七里坡，到淳化縣方里鎮散心。一天，他到界河村走訪一位朋友，朋友見他遠道而來，忙張羅殺豬款待，他急忙制止，說鄉村朋友養一頭豬不容易，最后只讓朋友做了一頓地軟包子和扁豆稀飯，他和隨從吃得十分香甜 。

于右任對三原的感情，不僅源于童年的記憶，更源于他對家國的深切關懷。即便到了晚年，身在臺灣的他依然對家鄉念念不忘，在《我的青年時期》中提到三原故居那三間簡陋的老屋和屋前六百多年的古槐樹，文中寫道：“堂后枯槐更著花，堂前風靜樹蔭斜。三間老屋今猶昔，愧對流亡說破家。”這種情感貫穿他的一生，即使晚年漂泊臺灣，他仍以詩墨寄托鄉愁。

三原是他的故鄉，也是他報國的起點。他先后在家鄉創辦民治小學、民治中學，并捐資修建水利工程。他耗時20余年，耗資10萬余元，收購了歷代碑版石刻380方，墓志近300方，其中有7對北魏貴族夫婦的墓志（他命名為鴛鴦七志齋），全部捐給了西安碑林博物館。這種對家鄉的深情與對國家的責任感，成為他一生的精神底色。

賑災一線的身影

民國時期，陜西大地遭遇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旱災。這場旱災從1928年開始，持續數年，波及全省92個縣，受災人口達500多萬。樹皮被剝光，草根被挖盡，甚至出現了賣兒鬻女、人相食的慘劇。

于右任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他首先利用自己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四處奔走呼號，向各方求救。他頻繁出入國民政府各部門，面見要員，陳述陜西災情的嚴重性，商議政府撥款賑災。然而，當時的國民政府內部腐敗叢生，各方勢力勾心斗角，對于賑災之事大多敷衍了事。于右任四處碰壁，每次得到的答復都是模棱兩可，承諾的款項也遲遲不能到位。

他深知僅靠政府的力量遠遠不夠，必須發動社會各界力量。他親自撰寫賑災募捐啟事，詳細描述陜西旱災的慘狀，呼吁社會各界人士伸出援手，捐款捐物。他利用自己的人脈關系，將募捐啟事散發給各界名流、商賈巨富以及海外僑胞。

為了引起更多人的關注，于右任還聯合書畫名家蒙壽芝、張鏡吾在上海舉辦賑災書畫義賣活動。拍賣現場，于右任親自站臺，向在場的人們講述陜西災情。他的真誠和執著打動了許多人，不少人紛紛慷慨解囊，高價競拍書畫作品。經過一番努力，于右任終于籌集到了一筆可觀的賑災資金和物資。

1931年的一天夜晚，回鄉探親的于右任陪同楊虎城將軍，來到三原縣城西關民治小學，觀看師生們排演的話劇《一元錢》。留著短須的楊虎城背著手踱到導演身邊：“這戲排了多久？”導演趕忙放下手里的道具：“去年春天就開始排了！我們民治師生仰慕學校董事長于右任先生賑救陜西災民的苦心，為募捐排的！”楊虎城敬重地看了于右任一眼，輕輕點了點頭。演出開始了，演員的服裝十分漂亮。楊虎城不解地小聲問身旁的一個老師：“這料子可不便宜，你們學校哪來的錢置辦？”老師回答：“于先生養母去世那年，收到一些挽幛。我們演出沒服裝，于先生就讓人卸了布料送給學校，請裁縫做成了演出服。”楊虎城再一次敬重地看著于右任，使勁點了點頭。

1932年春，大旱過后的陜西各地流行“虎烈拉”（霍亂），于右任在南京得知此情后，立即派人采買十滴水、二天油、八卦丹、萬金油等藥品10余箱，委托夫人高仲林帶回陜西進行防治。

于右任書法

高仲林到三原的第二天，就約請普濟醫院院長伊添石、博愛醫院院長閻子龍，三中教員侯文博和張文生等在民治學校禮堂開會。會議研究決定預防和急救同時進行，民治學校抽出教員和年齡大的學生參加協助。楊虎城將軍得知后，也派來汽車襄助義舉。次日便開始行動，白天在三原、涇陽城鄉進行，下午在學校禮堂給附近群眾注射防疫針并施藥物，忙碌了十天才結束。對發病的榆林地區，高仲林還讓人運去了幾大木箱藥物。

借長子喜事行大義

1929年8月，長子于望德和胡仁源三女胡英結婚，于右任一反平日低調作風，在上海“一品香”大酒樓廣發請帖，大宴賓客。如此大張旗鼓的做派，與他平日的低調截然不同，一時間，引來不少摯友私下議論紛紛。

婚禮儀式結束，賓客入席。婚宴開場，于右任神色凝重，抬手示意大家安靜。隨后，他聲音哽咽，眼含熱淚，向在場眾人詳細講述了陜西的旱災慘狀：“田土龜裂，哀鴻遍野，連年顆粒無收，草根樹皮都被饑餓的人們吃光了，不少人以觀音土充饑；逃荒的日益增多，餓死的屢見不鮮，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人食人的慘狀；糧價飛漲，米粒如珍珠一般珍貴，原來七八個大洋一石的小麥竟漲到現大洋二十七塊！在南京召開的相關會議上，有人硬說三秦無災，我悲憤交加，痛哭流涕地為全陜饑民呼吁。然而，撥來的賑災款少得可憐，偌大一個三原縣才給了一千多元，杯水車薪啊！”眾人無不為之動容。

接著，于右任說為兒子大辦婚事的真正目的：“這次大辦兒子婚事，就是要將所收禮金全部用作救災善款。我代表陜西災民致謝所有來賓。”眾摯友和親朋恍然大悟，這才明白了于右任的良苦用心。

于右任不僅捐出婚禮禮金，還將夫人高仲林的壽金、孫兒滿月禮金等一并捐出，購置糧食百余石運回三原，設立兩處舍飯場救濟災民。他叮囑秘書張文生：“錢款發放無需記賬，民眾得救便是功德。”

盡管于右任經常要求“無需記賬”，但張文生深知款項去向必須明晰，多年來一直暗中將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每一筆賑災支出詳細記錄，裝訂成5本厚冊，內容包括災民姓名、發放金額及收據。

多年后的一個夜晚，張文生將厚厚的賑災救濟表冊呈給于右任翻閱。于右任看著這些賬冊，心中感慨萬千。他命張文生將其焚毀，并解釋道：“世易時移，留此無用，我心安然即可！”張文生含淚執行。

對于右任的為人， 林語堂有個評價，他說：“當代書法家中，當推于右任的人品、書品為最好模范。”柳亞子則贊他“落落乾坤大布衣”。

跨越海峽的生死守望

于右任和妻子高仲林的相識有段故事。

1898年，陜西遭遇百年大旱，赤地千里，災民如潮。19歲的于右任因才華出眾被官府委以重任，主持三原縣粥廠賑災。

在每日施粥的熙攘人群中，他發現一位瘦弱的姑娘每天攙扶兩位老太婆來領粥，自己卻從未進食。經詢問得知，姑娘是同住西關的高煥章夫婦尚未出嫁的三女高仲林，年方17，因家中收留了兩名無依無靠的老人，糧食匱乏，只能每日帶老人來粥廠果腹。她的善良與堅韌打動了于右任，他當即托伯母提親。高家雖清貧，但早聽聞這位“西北奇才”的才名，高仲林亦對這位目光炯炯的讀書人心生傾慕，含羞應允了婚事。

婚禮正值災荒，兩家無力操辦。于家以兩籠白菜、高家送來20斤豆腐和粉條，親朋圍坐吃大鍋燴菜，主食是粗糧窩頭。于右任伯母感慨道：“奇才娶奇女，兩籠白菜辦大喜。”盡管宴席簡陋，但高仲林親手縫制的嫁衣與于右任的滿腹詩書，成了這段婚姻最珍貴的“聘禮”。

婚后，高仲林操持家務，于右任繼續求學。1900年，于右任因抨擊時政，被迫流亡上海，高仲林則留守陜西，以針線維系家庭，甚至典當首飾支持丈夫的革命事業。

1949年，70歲的于右任被國民黨挾持赴臺，臨行前曾試圖在重慶與妻女會合，卻因時局動蕩擦肩而過。抵臺后，他身居“監察院長”虛職，政治抱負難展，唯一慰藉是高仲林托人輾轉寄來的包裹——內有一雙布鞋、幾件粗布衣，針腳細密如昔。夜深人靜時，他常撫衣垂淚。

漫長歲月中，于右任有感而發寫下不少思念大陸親人的詩篇。在《雞鳴曲》一詩中痛苦地問道：“福州雞鳴，基隆可聽。伊人隔岸，如何不應？”。1958年，兩人迎來金婚紀念，于右任寫下《憶內子高仲林》：“兩戒河山一支簫，凄風吹斷咸陽橋。白頭夫婦白頭淚，留待金婚第一宵。”詩中“咸陽橋”暗喻故土難歸。1959年又寫了一首《思念內子高仲林》：“夢饒關西舊戰場，迂回大隊過咸陽，白頭夫婦白頭淚，親見阿婆作艷裝”，表達對夫人的思念。

到了1961年，盡管于右任已屆82歲高齡，但記憶力仍然很好。想到高仲林即將80大壽，他憂心妻子孤苦，給香港友人吳季玉寫信說，“今年是我妻80歲壽辰，可惜我不在大陸，她的生日一定會很冷落，不會有人理睬她的。想到這點，我十分傷心。”章士釗知道這個情況后，將高仲林的境遇轉達周恩來總理。總理當即批示：“請屈武以女婿名義赴西安祝壽，陜西省委統戰部協助籌備。”3月，屈武攜子女及于右任外甥抵陜，聯合孫蔚如、茹欲立等20余親友，在西安為高仲林舉辦壽宴。

事隔不久，屈武就把祝壽盛況以及祝壽時的合影，請吳季玉捎到臺灣面交于右任。為避臺灣當局耳目，邵力子獻策以“蓮溪先生”（周敦頤別號）代指周恩來，隱晦傳遞大陸關懷。于右任見照片中妻子身著新衣、笑容滿面，顫抖著寫下：“夜夜夢中原，白首淚頻滴。”這場跨越海峽的壽宴，成為于右任晚年最大的慰藉。

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的誕生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農科大學和農業專門學校迅速發展，但主要分布于東南沿海和長江中下游，在北方和西北地區未有大的發展。而當時的西北大地，飽受干旱、饑荒與貧窮的困擾，對農業技術和農技人才尤其渴望，以于右任為代表的大批有識之士，極力主張開發西北、建設西北。

1932年，在國內各界有識之士呼吁開發西北的大背景下，于右任聯合楊虎城、邵力子等一眾關心西北發展的政要名流，積極奔走，籌備創建一所專門培養農業人才、推動農業科學進步的高等學府。這一想法迅速得到各方響應，國民政府也意識到西北農業教育對穩固國本、開發邊疆的關鍵意義，同意從上海勞動大學農學院基金撥款支持。

于右任與家人合影

1932年10月，有關部門召開會議，通過于右任、戴季陶等人籌建西北專門教育初期計劃議案，成立了籌建委員會，后定名為建設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籌備委員會，委任于右任、楊虎城等15人為委員，公推于右任、張繼、戴季陶為常務委員，籌劃創建工作。

1933年1月起，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籌委會開始選擇校址。于右任手拄拐杖，身穿粗布棉袍，率建校籌備人員頂風冒雪查勘校址，最終選擇武功縣西的張家崗（今楊凌）。他提出了學校定址張家崗的理由：其一，這里是古周原余脈，后稷教稼故地，具有象征意義；其二，由北而南三道原，便于開展農作物試驗，渭河草灘可作為牧場，地近秦嶺可開展森林研究；其三，張家崗氣勢雄偉，擁有隋文帝、唐太宗遺跡，歷史厚重；其四，隴海鐵路將從校前經過，交通較為便利，有利于學校與外界的聯系。

1934年3月，學校籌委會公推于右任為校長。1934年4月20日，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教學大樓（現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北校區3號教學樓）在張家崗隆重奠基，于右任題寫“農專”兩字，燒制于主樓奠基磚上，我國西北地區第一所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高等農業學府成立，標志著西北現代農業教育和科技事業自此開篇。

于右任在學校的創建過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他不僅憑借自己的聲望四處募集資金，還親自參與學校的規劃與設計，從校園布局到學科設置，投入了大量心血。他深知，要培養出優秀的農業人才，必須有一流的師資和教學設施，他利用自己的人脈，邀請沈宗瀚、吳耕民、齊敬鑫、郝欽銘等一批國內頂尖的農業專家和學者前來任教，為學校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學校初創時，條件十分艱苦。但師生們懷著對知識的渴望和對改變西北面貌的堅定信念，克服重重困難，開啟了艱苦的求學與科研之路。學校開設了農藝、森林、園藝、畜牧、獸醫等多個專業，從農作物種植到畜牧養殖，從森林培育到農業機械，全方位培養農業專業人才。在教學之余，師生們還深入田間地頭，開展農業技術推廣和改良工作，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踐，幫助當地農民解決實際生產問題。

于右任條幅

如今，它為西北乃至全國培養了大批農業領域的專業人才，僅在學校學習、工作過的兩院院士便有14人。學校在作物育種、基因組研究、科研平臺等方面也取得豐碩成果，許多科研成果在我國農村地區得到廣泛應用，其中趙洪璋院士等為代表的小麥遺傳育種學家先后培育60多個優良小麥品種，累計推廣面積達18億畝，完成了世界首個小麥基因組圖譜研究成果，被學界稱為征服了小麥遺傳密碼的“珠穆朗瑪峰”。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由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發展而來）成為“985工程”“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首批入選國家“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名單。

老淚縱橫《望大陸》

1949年，于右任被迫離開大陸。這位一生致力于教育、書法與政治的“當代草圣”，未曾想到這一別竟成永訣。抵臺后，他雖掛著“監察院院長”的虛銜，卻再無實權，生活清冷孤寂。妻子兒女滯留大陸，音訊全無，更令他心如刀絞。晚年日記中，他寫道：“每日無事，唯寫字、作小詩，常倚杖望西北，念大陸如畫江山。”

于右任為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題寫“農專”

于右任居住在臺北市青田街一所狹小昏暗的日式舊宅里，墻面脫落、地板磨損，卻從未想過修繕或換房。家中除了文房四寶，再無值錢擺件。他飲食簡單隨意，常以面條、饅頭果腹，穿的是土布袍子，鞋襪也是土布做的。衣服總是那幾件，領口袖口磨損了也舍不得換新。

臺灣的潮濕氣候與政治壓抑加劇了他的衰老。友人曾提議為他慶賀80大壽，他卻凄然拒絕：“亂世何壽可賀？”轉而提筆寫下“平生只愿看到太平時”，字句間盡顯對故國和平的渴望。

在臺灣的歲月里，于右任的書法與詩詞成為他唯一的寄托。他尤愛書寫對聯，如“日月河山”“江湖松竹”等作品，筆力遒勁卻暗含蒼涼，仿佛每一筆都在勾勒故土的輪廓。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其50余幅書法精品，其中《草書寧靜以致遠軸》《行書謁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墳詩》等，字里行間皆透露出對家國歷史的追憶。

他的詩作更直抒胸臆。1950年代，他有次到訪基隆港，見海天蒼茫，觸景生情，寫下詩句：“云興滄海雨凄凄，港口陰晴更不齊……春到窮檐路未迷，宿愿猶存覓好句。”而“宿愿”則是他畢生未竟的統一之志。

1962年，八旬有余的于右任體弱多病，心中悲苦。他自知今生已不可能重返大陸，但又割舍不下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放不下結發妻子和親朋故友。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記中寫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山要最高者，樹要大者，可以時時望大陸。”1月24日，于右任輾轉反側，徹夜未眠，在凌晨寫下了本文開頭的《望大陸》，并在日記中注明：“天明作此歌”。此詩后被作曲家陸在易譜成歌曲《望鄉詞》，廖昌永的演繹更令聽者潸然淚下。

此后，他的身體每況愈下。1964年，于右任因病住院。他曾想立遺囑，但因心緒不寧，寫了又撕，撕了再寫，終未完成。11月10日晚8時，于右任與世長辭，終年85歲。

于右任去世后，遺體被埋葬在臺北最高的觀音山上。臺灣登山隊成員還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頂峰，豎起了一座于右任半身銅像。銅像立于高山之巔，面向大陸，腳下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實現了詩中“葬我于高山”的遺愿。他的書法與詩作亦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橋梁。2023年南京舉辦的“壯懷天地間”書法展上，145件作品均以其詩詞為藍本，臺灣書法家亦踴躍參與，共同呼喚民族情感的共鳴。

60年彈指而過，兩岸同胞仍在傳誦《望大陸》，于右任的銅像依然佇立玉山。或許唯有當海峽不再成為鴻溝，當“太平老人”畢生期盼的“太平”真正降臨，這首詩作方能畫上最終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