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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評論家，無力評說巴老在文學上的巨大成就，巴老的高風亮節，巴老對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和貢獻……我眼中的巴金，只是我在巴老身邊工作時的真實記錄，就像隨手拍下來的生活照，既不講究光線、色彩，也不講究構圖、形式、質感，一切都是原汁原味，原生態。

巴老已經離開我們將近二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我為有機會在巴老身邊工作感到榮幸。

這組文章，是我獻在巴老靈前的一束小白花。

一

1980年4月，我隨巴金、冰心率領的中國作家代表團赴日本訪問。那時出國，代表團有禮品費200元。但日本人有送禮的習俗，逢年過節，婚喪嫁娶，生兒育女，甚至出差旅行，都要給親朋好友，上司部下，妻子兒女帶禮物。這樣大一個團，在日本訪問十七天，要會見日本各界巨擘翹楚，需要很多像樣、拿得出手的禮品，但這點禮品費是杯水車薪，捉襟見肘。無奈之下，我寫信或打電話，請大家根據情況，量力而行，分頭準備，屆時統一使用。

巴老從上海帶來了程十發、唐云、陳秋草等大家新作，都已經裱好，還買了十幾個裝畫用的漂亮錦盒。不說別的，僅那錦盒，大概就不會少于200元！作協領導說，巴老不拿國家工資，完全靠稿費生活，這些畫，都是巴老請畫家畫的，巴老肯定要答謝，咱們無能為力，幫不上忙，但裱畫和買盒，也花了不少錢，應該報銷。我對李小林說了好幾次，但巴老堅持自己出，只好作罷。

在巴老書房，左起巴金、徐鈐（上海作協外聯室主任）、作者

中國作家代表團從長崎回到上海后，巴老在靜安賓館為大家餞行（附帶說一句，當時巴老是中國作協第一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但凡以巴老名義宴請賓客，均由巴老自費，從不用公款）。當時擺了兩桌，年長者一桌，小字輩一桌，我與巴老女兒李小林、冰心女兒吳青大姐等坐在第二桌。宴會開始后，巴老站起來，顫顫巍巍地舉著一杯葡萄酒，慢慢走過來，對我說：“小陳，全團你最辛苦，我謝謝你。”

我萬萬沒想到巴老會特意過來為我這個隨行的無名小翻譯敬酒，不由得百感交集，心潮澎湃，熱血沸騰，平時滴酒不沾的我，一仰脖子，把一杯葡萄酒全灌了下去。

說句老實話，當翻譯是個苦差事。不知底細的人，以為出入高級酒樓賓館，跟隨在政要名人身后，西裝革履，風度翩翩，風光無限，其實每場翻譯，都是高強度的腦力勞動，都要一絲不茍，認真準備，全身心投入，都是對譯者文化修養、知識積累、政治素質、反應速度、表達能力，甚至是精神品格、體力腦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等綜合素質的全面考驗。其苦其累其難，自不必說，個中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暖，苦辣酸甜，只有自己知道。

二

1980年11月，日本著名報告文學家、電影《望鄉》的原作者山崎朋子，應中國作協邀請訪華。11月3日上午，巴老在寓所會見了她，并接受了她的采訪。送走山崎后，我11月4日下午去看望巴老。

陪同外賓見巴老時，我是翻譯，沒有時間與巴老聊天，所以每次送走外賓之后，再去看看巴老，在巴老身邊坐一會兒，問巴老北京有什么事情沒有，已成定例。

按了一下門鈴，等了一會兒，聽到了悉悉索索的腳步聲。大門一側的小門慢慢打開，巴老站在門口，與我們一一握手。昨天會見山崎朋子時，巴老穿了一身藍色中山裝，黑色皮鞋。衣服雖然是新的，但似乎也不是什么高級毛料，可能是混紡或化纖之類的東西，雖板正挺括，但略顯生硬。現在，巴老已經脫下“禮服”，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布中山裝，腳上是一雙白色塑料底、黑布面的懶漢鞋。這雙鞋不知穿了多久，已經很破舊，前面腳趾處有一排洞，大腳趾頭那個地方洞最大，可以隱約看到腳趾尖。

我說：“巴老，我明天回北京，來向您告別。北京那邊有什么事沒有？”巴老說：“我的近作第二集給你沒有？”我說：“沒有。”巴老說：“那我送給你。”

巴老從樓上拿下《巴金近作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上寫“贈喜儒同志巴金”，沒寫年月日。又說你還要什么書，什么書都可以，我給你寄。

我一時想不起來，就順口說《家》吧，我小時候讀過這本書。巴老說：“好的，我給你寄。”

巴老像往常一樣，一直把我們送出大門，揮手告別。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收到了巴老親自打包寄來的《家》（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三

1984年5月9日，我與上海作協的徐鈐隨巴老赴日，參加國際筆會第四十七屆東京大會。巴老是大會特約榮譽嘉賓，由東道主全部負擔他與李小林國際往返旅費及在日期間的食宿交通費。我和徐鈐是巴老的隨行人員，也跟著沾光，住的房間雖無客廳，但面積也要比一般的標準間大一倍，而且不收房費。

中國作家代表團在歡迎酒會上

大會發給巴老和李小林的餐券，面額為每天兩萬五千日元，約合人民幣兩千元，即使在物價居日本之首的東京，也相當于一個市民半個月的伙食費。巴老和小林邀我和徐鈐一起吃飯，這樣可以為代表團節省外匯開支，少浪費，又可以聊天，免得寂寞。

我們一般都吃中餐。菜很多，水平也很高，以蘇浙粵菜為主，可以隨便點，比如油燜大蝦、紅燒鮑魚海參、松鼠鱖魚、燕窩魚翅羹、枸杞竹蓀湯等等，廚藝不亞于國內名廚。我本是饕餮之徒，倘若是平時，肯定是風卷殘云，狼吞虎咽，大塊朵頤，但不幸的是，從國內出發前，因忙于大會的準備工作，著急上火，咳嗽，渾身酸痛，還有點發燒，食欲不佳，面對山珍海味，美饌珍饈，興味索然，如蜻蜓點水，一閃而過，淺嘗輒止。巴老看兩個人的飯四個人還吃不完，很是惋惜，鼓勵我說：“我年輕時，家里剩下的飯菜都由我打掃，不然浪費了太可惜。這里面你最年輕，應該多吃些。”但我沒有胃口，吃不下去，每頓飯都剩不少。后來就不再按餐券面額點菜，以清淡為主，能吃多少點多少，有時干脆來碗清湯面，基本上做到了不剩或少剩。

巴老住在我們隔壁，是個帶客廳的套間，房子大，燈也多，我數了數，總共有十九個。每有活動外出時，我們提前十分鐘到巴老房間。這時巴老早已穿戴好了，領帶打得板板正正，皮鞋擦得亮亮的，手杖放在身邊，坐在沙發上或床頭閉目養神。

離開房間時，他總要仔細檢查一遍，燈、電視、音響、空調是否關好。有一次出發時，他已經把門鎖好，但不知想起了什么，又慢慢地走回來，打開房門，走了進去。我跟在他身后，以為他忘了什么東西，原來是把寫字臺上的燈關掉。省電，省能源，省菜省飯，即使在國外，即使不用他花一分錢，也須臾不忘，一絲不茍……

四

我手邊有巴老的三封信，所用的信紙信封各不相同。

第一封是寫在“文藝月報”十六開的信紙上，用的是《收獲》雜志社的信封。“文藝月報”是上海文聯1953年1月創辦的，1958年改為《上海文學》。1980年，巴老給我寫信時用的這種信紙，肯定是1958年之前印的，在巴老家里至少存放了二十多年，已經發黃發脆。

第二封信，用的是“上海文學編輯部”的中號信封，《收獲》雜志社三百字稿紙，綠色豎格，很薄，質地很差，看樣子有年頭了，貼貳角壹分郵票，注明掛號印刷品。這封信也沒寫年份，但從郵戳上看，是1980年。

第三封信，是用航空信封寄來的，寫在大半張綠色原稿紙的背面。

這封信也沒寫年月，但看郵戳是1985年1月。在這封信中，巴老不再稱我“您”，而用“你”，我很高興，說明在巴老眼中，我變成了真正的“小陳”。

從這三封信來看，巴老寫信時，手邊有什么信紙、信封，抓起來就用。不管這些信紙、信封多么陳舊，只要還能用，都舍不得丟。巴老給我的這三封信，用了三種不同的信封和信紙。前兩封信，雖然信紙泛黃發脆，但畢竟是整張，而第三封信，是綠格原稿紙的大半張。仔細看，這是一張四百字豎寫稿紙，綠格，但比前兩封信的紙要好，不知是寫錯了，還是別有用途，反正裁去了一塊，還剩下大半張。巴老可能看這稿紙質地優良，扔了可惜，所以用它給我寫了封信，派上了用場。

五

巴老寫作用的稿紙，也不講究，手邊有什么用什么。比如1980年巴老訪日時，應日方要求，發表了兩次講演，兩篇講稿，用了四種稿紙。在東京發表的《文學生活五十年》，約七千字，是在國內寫好的，手稿共十五頁，字很小，烏黑一片，密密麻麻，用的是“杭州文藝”三百字稿紙和“杭州市文化局群眾藝術館”三百二十字的稿紙。在京都發表的《我和文學》是在日本寫的，手稿共八頁，前面六頁，用的是“人民文學”二百四十字稿紙，后面兩頁用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三百二十字稿紙。也就是說，巴老出國訪問時隨身帶的稿紙，與在家里用的一樣，不是特意準備的。

巴老題詞，也不講究筆墨紙張，與寫稿寫信一樣，手邊有什么紙就用什么，想說什么就寫什么，樸實自然，順理成章。

1984年，中國出席國際筆會東京大會，實際上是三個團，即為中國筆會中心、上海筆會中心、廣州筆會中心。早在年初，就開始籌備。當時我分擔的工作主要有三項：一、約請巴金、冰心、艾青、艾蕪、丁玲、公木、林林、草明、楊沫、馮牧等四十余位著名作家寫稿，在《人民日報》《日本文學》《外國文學》雜志發表；二、與《日本文學》《外國文學》編輯部聯名組織翻譯一批有分量的日本中短篇小說發表。三、給全國有關出版社發函，索要歷年來翻譯出版的日本文學作品，帶到日本，在大會會場辦個小型展覽，展示我國翻譯、研究日本文學的成果，擴大影響，營造氣氛。

巴老訪問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事務局（左起李小林、巴老、白土吾夫）

當時有人建議請巴老、冰心、艾青、林林題詞，印在特輯上，以壯聲勢。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請示領導后分別給四位老人家寫信求字。印象中巴老的題詞來得最早，用的是一張長20厘米寬10厘米的橫格白紙，看樣子是從筆記本上裁下來的，鋼筆橫書：“我期望東京的盛會取得圓滿的成功。”冰心老題詞用宣紙毛筆：“把中日兩國兩千年來親密的文化交流繼續發揚光大下去。”艾青老題詞是用毛筆寫在日本人寫和歌俳句用的方形硬紙箋上：“通過文藝的交流，建立友誼的橋梁。”林林的題詞是用毛筆寫在宣紙上的一首漢俳：“薰風五月天，蓬山盛會集群賢，妙筆生花妍 。”

這期《日本文學》祝國際筆會東京大會召開專號，卷首是巴金的文章《我的期望》。巴老說：“我過去讀過的大都是三十年代翻譯過來的作品。這幾年來，我國翻譯出版的日本文學作品越來越多，還創辦了專門介紹、評論日本文學作品的季刊《日本文學》，使我們有更多機會接觸日本近、現代文學作品，了解文壇情況，這是件好事。我以為，加強文化交流，首先要多介紹彼此的文學作品。因此，我希望我們盡量多翻譯出版和評介日本的各時代、各流派、不同風格的名著。”

之后是艾青、丁玲、草明、公木、馮牧、黃秋耘、杜宣、韓素音、林林、楊沫、鄧友梅、韶華、任光椿、劉心武等人的詩文，前封里是巴金與艾青題詞，后封里是冰心、林林題詞。中方名家薈萃，陣容恢宏，詩文并茂，異彩紛呈。選譯的日本文學作品，也是名家名作名譯。出版后，受到中日兩國作家的熱情歡迎與贊揚，成為中國筆會代表團的禮品書。

六

巴老晚年最迫切的愿望，是建一座現代文學館。他說：“文學館是我一生的最后一個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它的前途非常廣闊，這是表現中國人民美好心靈的豐富礦藏。”

他不僅提議、呼吁、號召、上書，而且身體力行，為籌建文學館捐款捐書。他的第一筆捐款就是15萬元，占他當年全部存款的一半以上。不僅如此，他還在1981年7月7日致孔羅蓀的信中說：“我還想把今后出書所有的稿費都送給資料館，還準備為它募款。總之，使這個事業早日辦起來，大發展。”1982年2月19日，他在致孔羅蓀信中又說，“最近給寧夏出版社編了一本《懷念集》，給四川人民出版社編了一套十卷本《選集》，大約都會在年底出版。我已對出版社講清楚稿費全部送給文學資料館。”

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巴老用 “中國作家協會”的信紙打印了一張致出版社的通函，請各家出版社將付他的稿費徑寄中國現代文學館。

巴金還叮囑主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侄子李致：“以后不要再給我寄稿費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譯的稿酬，新出的書如《回憶與探索》和十卷本《選集》的全部稿費一律贈現代文學館，已出各書如有再版的機會，稿費也送給文學館（蕭珊的譯著也包括在內）。以后請一定照辦。”

另外，《隨想錄》日譯者石上韶病故后，他的妻子根據他的遺囑，于1989年4月攜帶《隨想錄》五卷本的全部版稅1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萬元），專程來上海華東醫院面呈巴老，巴老當場把這筆稿酬交給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楊犁。

1990年，巴金榮獲福岡亞洲文化獎創立特別獎500萬日元，捐中國現代文學館300萬，上海文學基金會200萬。

巴老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究竟捐了多少款，至今沒看到準確數字，但有人推測，至少不會少于50萬。

七

1994年10月，我在上海送走日本作家代表團后，去杭州柳鶯賓館，向巴老匯報。回北京那天早晨，我到巴老房間去告別。

巴老正在洗臉刷牙，手表放在洗漱間的臺子上。那是塊上海表，不知戴多少年了，很舊。這種表，已經很少有人戴了。巴老還有個黃色小皮包，一直帶在身邊。1980年、1984年，巴老訪日時，都是用這個小皮包。有一次，我說：“這個皮包可有年頭了。年齡可能比我還大。”巴老笑了，說：“已經用了幾十年了。這是我給香港《文匯報》寫稿，他們給的，當作稿費。”

1998年９月28日，我陪東京都社會文化代表團到杭州，住在西子賓館，正好巴老也在那里休養。我去看巴老，向巴老匯報說，這個代表團都是友好人士，在日本時，他們已經為中國災區捐了款，但到北京后，又捐了一筆。他們都不是有錢人，這份心意，令人感動。這時，徐鈐說，巴老也捐了12萬，但他不讓講。我說，巴老，這是好事，報道一下，讓更多的人為災區分憂解難不是更好嗎？但巴老說，我病了這么多年，花了國家很多錢，災區有困難，捐點錢是應該的，不要報道。巴老的聲音雖然不大，但清楚，明確，堅決。

巴老逝世后，在上海作協吊唁大廳的留言簿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希望工程的孩子們永遠懷念巴金爺爺。落款：上海市希望工程。

1994年3月，上海市希望工程辦公室成立。沒有多久，一位年近六旬的男子，提著包來到辦公室，對工作人員說：“我替一個老人來捐款。”隨后，他在登記簿上寫下“李堯棠”3個字。工作人員看著這3個字，覺得好像在哪里見過，但想不起來。回到家里一查，知道這是巴金先生的本名。他設法找到了來捐款的上海市作家協會的徐鈐，確認是巴金先生，但老徐叮囑他，千萬不能說出去，因為巴老說過，他的捐款不留名、不宣傳、不報道。

從此，巴老向希望工程捐款，主要由徐鈐代辦。1998年華東水災，巴老最焦慮的是那些失學在家的孩子們。于是，原本已在上海、杭州捐過款的巴金，又向上海市希望工程捐出9萬元，用于孩子們上學。1999年以后，巴老病重，每年向希望工程捐款，都是由巴金子女將錢交給徐鈐去辦。據知情人透露，巴老生前十分關心教育事業，連續27次為上海希望工程捐款達56萬元。

巴金會見《隨想錄》譯者石上韶（左起石上韶、巴金、作者）

2005年年底，巴金先生去世，他的子女根據其遺愿，將其稿費及家人的捐贈共計130萬元，設立了堯林（巴金二哥）教育助學基金。2006年、2007年兩年中，堯林教育助學基金先后資助了10余名貧困大學生和云南寧洱地震災區100名受災學生。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巴金先生的家人十分關心災情，他們從堯林教育助學基金中捐出25萬元，用于在四川災區建設一座希望小學。此外，巴金先生的子女李小林、李小棠還以巴金先生的本名“李堯棠”的名義，分兩次向上海市紅十字會秘密捐款10萬元，救助災區孤兒。捐款中，有一部分是兒女們所湊，其余的則是巴老的稿費，由于負責代辦的人員走漏了風聲，此事才被外界所知。

巴老的愛心，在繼續，在生長，在蔓延。

巴老一生向希望工程、中國現代文學館、災區、上海文學基金會、紅十字會、浙江省民政局、日本友好團體等等總共捐了多少錢，可能是一本糊涂賬，沒人說得清楚，包括巴老的家人和他自己。

記得巴老說過：“我寫作一不是為了謀生，二不是為了出名，雖然我也要吃飯，但是我到四十歲才結婚，一個人花不了多少錢。我寫作是為了戰斗。”

我隨巴老先后兩次到日本訪問，在一起生活了一個月，也多次到巴老家、醫院、療養地看望巴老。我發現巴老的生活很簡單，沒有什么特別的嗜好，與我們尋常百姓居家過日子沒什么兩樣。他以前抽過煙，后來戒了。能喝幾口酒，但一杯啤酒足矣。晚年愛喝可口可樂，每天一罐而已。雖住花園洋房，但是租的。正如他自己說的，一個人花不了多少錢。

巴老不是企業家大老板，而是自食其力的作家，他的錢是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來得不易也有限。他的終生積蓄，可能遠不如如今當紅演員演一部電視劇所得。但為公益事業，則慷慨解囊，動輒幾萬，十幾萬……

這位自奉甚薄的老人，恰如魯迅先生自況：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