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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探源】近代山東海外移民探微——以俄羅斯海參崴山東移民為例的分析

2025年04月16日14:55 來源：中國僑聯(lián)

2023年6月，東北亞戰(zhàn)略要港海參崴正式接入了中國貿易發(fā)展的版圖。這座承載著近代百年地緣風云的俄羅斯遠東樞紐港被賦予新的歷史使命——成為吉林省內貿貨物跨境運輸的中轉錨點。作為連接中俄朝三國的咽喉要沖，其與吉林琿春口岸的陸路通道構筑起東北腹地最近的出海口，徹底改寫以往繞行環(huán)渤海灣的物流格局，也使得海參崴再度進入了更多人的視野。

海參崴在19世紀60年代之前一直為中國領土，為寧古塔副都統(tǒng)轄地。中國人，尤其是赫哲族和鄂倫春族等少數民族，一直在這里從事漁獵和采集活動。1858年中俄簽訂《璦琿條約》，1860年簽訂的《北京條約》進一步確認了條約的內容，將烏蘇里江以東地區(qū)包括海參崴在內的大約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讓給俄羅斯，從此海參崴便成為俄國的領土。

從19世紀中葉開始，中國北方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加劇，頻繁的天災人禍和政治動蕩迫使大量山東人遷徙他鄉(xiāng)。乾隆后期開始的東北開禁政策，尤其是咸豐十年（1860年）的“移民實邊”政策，推動了山東人大規(guī)模北遷，從而形成了“闖關東”的移民潮。而海參崴的大規(guī)模開發(fā)，更吸引了許多山東人前往海參崴，由此形成了一個重要的華僑群體。“華人多至二萬八千名。系光緒九年（1883年）俄官稽查總數，本年約二萬人。商以廣東為巨，人以山東為多。”

從近代中國海外移民的視角來看，已有的研究多關注廣東、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qū)民眾“下南洋”等移民活動。近代西方殖民國家在對南洋開發(fā)的過程中吸納了大量中國移民勞動力。資料顯示，近代中國國際遷移來源地主要集中于東南沿海的福建和廣東兩省，其中“下南洋”的移民潮尤為顯著，占據了中國海外移民總數的90%以上，而在下南洋的移民浪潮中，福建、廣東人占據90%以上。這也導致學界對于近代海外移民的研究多集中于“下南洋”，較少研究北方民眾，尤其是山東民眾的海外移民活動對東北亞的影響。就“闖關東”研究而言，更關注其國內移民，尤其是對“闖關東”原因的研究。如馬紅麗著眼于以丁戊奇荒為代表的農業(yè)危機和自然災害，范立君更多關注義和團運動與軍閥混戰(zhàn)等人禍，李志學探究了近代中俄政府政策對于移民的推動，于洪波嘗試解釋以山東人為代表的移民群體的性格和文化差異等。此外，還有對于芝罘水路、山海關陸路、水陸交替等移民路徑的研究等。

然而，更為關鍵卻又被忽視的一個問題是，“闖關東”不僅指去往山海關以東的我國黑龍江、遼寧、吉林地區(qū)，也包括原屬中國后劃歸俄羅斯的遠東濱海地區(qū)的遷移。尤其海參崴，既是俄羅斯重要的遠東出海口，又是日本所覬覦的東北亞的重要支點，在國際視角下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目前，學術界更多著眼于對山東人國內移民的研究，至于其海外移民，尤其大規(guī)模前往及其對海參崴開發(fā)建設與祖國家鄉(xiāng)經濟社會發(fā)展貢獻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著眼于這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希望對這方面的不足有所補苴。

一、山東人移民海參崴的背景與概況

（一）海參崴城市建設的開啟

19世紀中葉《璦琿條約》簽訂后，沙俄勢力加速向遠東滲透。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在勘察彼得大帝灣時，發(fā)現一處天然良港的雛形。1860年盛夏，隨著俄國艦船在此登陸，這片海灣迎來了命運轉折——士兵們構筑起首批防御工事，沙皇旗開始飄揚在太平洋西岸，這個被沙俄命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為“統(tǒng)治東方”）的戰(zhàn)略要沖，于1862年正式被確立為遠東艦隊基地，其軍事要塞屬性從誕生之初便深深烙印在這座港口城市的基因之中。

“1862年，山炮連的一個排，在C.A.基利杰勃蘭特準尉的率領下，調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同年頒布了法令，規(guī)定符拉迪沃斯托克不再稱為哨所而改稱港口。1862年12月25日，批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進行外國商品貿易；免征關稅。”

19世紀70年代，海參崴因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東遷開啟蛻變。伴隨軍事機構與造船設施的集中入駐，這座港口迅速從邊陲哨所躍升為沙俄遠東軍政中樞，十年間相繼完成從軍事?lián)c（1880年設市）到濱海邊疆區(qū)首府（1888年）的跨越，奠定了其在太平洋西岸的戰(zhàn)略支點地位。隨著海參崴在俄羅斯遠東地區(qū)地位的提高，俄羅斯對海參崴大規(guī)模的開發(fā)和建設拓展到修建碼頭、倉庫、工廠和居民區(qū)等。

1904年，長達7000俄里的西起莫斯科，經中國的滿洲里、海拉爾、哈爾濱、牡丹江、綏芬河直達海參崴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通車，改變了歐亞市場的面貌，對海參崴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貫通顛覆了傳統(tǒng)海運格局，將歐亞運輸周期縮短三分之二。作為鐵路終端港，海參崴迅速集聚起跨洲際物流，其獨特的陸海銜接優(yōu)勢不僅重構了歐亞美貿易版圖，更在20世紀初便顯露出世界級商港的雛形。三條大陸經濟帶在此交匯，奠定了海參崴國際航運樞紐的東北亞基石地位。

（二）海參崴的高速發(fā)展期

對海參崴的發(fā)展來說，1904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正是這一年，連接海參崴—莫斯科的西伯利亞大鐵路通車；也正是這一年，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在此之前，俄羅斯更重視中國大連港的建設，希望以大連港的建設推動中國東北腹地產品的出口。日俄分據東北后，俄國無法通過被日本侵占的大連港，海參崴遂扛起沙俄遠東貿易的大旗。隨著大連港易主，海參崴這座要塞港口啟動全面升級，包括改造萬噸級碼頭、關稅政策向本地出口傾斜，重新編織起橫跨中東鐵路、朝鮮半島與日本的聯(lián)運網絡。通過定向培育糧食、木材等特色貨流，這座曾經的軍港最終蛻變?yōu)樨炌W亞美的貿易樞紐，其輻射半徑西抵歐洲腹地、東達美洲西岸，在太平洋貿易版圖中占據了重要的一角，更與哈爾濱這一“北滿”物資集散中心建立起相互依賴的港口與腹地的關系，貿易貨物包括大豆、小麥等各類大宗農產品。

可以說，以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通車和日俄戰(zhàn)爭為契機，海參崴港的貿易作用開始顯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達到了相當程度的繁榮，成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商業(yè)港口。

（三）中國勞動力的引入

海參崴大規(guī)模建設的展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為鞏固在遠東的統(tǒng)治并提振經濟，沙俄當局持續(xù)推進殖民計劃，卻受制于嚴酷自然條件與組織管理失序的雙重困境。在1861至1901年的四十年間，累計移民僅達11.7萬人，殖民進程始終未能有所突破。為此，俄國政府在鼓勵本國人向遠東地區(qū)移民的同時，將目光轉向龐大的中國勞動力市場，尤其是距離滿洲和俄羅斯濱海州較近的山東勞動力市場。

以海參崴為例。此乃海參崴雇傭華工的開始。此后，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主要是山東移民來到海參崴。據清朝官吏李金鏞1881年調查統(tǒng)計，“在崴華民七千余人，行商者百數十家，齊、魯人居多，江、浙、閩、廣次之。”

沙俄總參謀部中校伊凡·納達羅夫在1885年出版的演講錄《〈北烏蘇里邊區(qū)現狀概要〉及其他》中，也談到了當時符拉迪沃斯托克所在的烏蘇里地區(qū)中國居民的快速增長情況，反映了海參崴港口建設對山東移民的積極拉動作用。

另一方面，19世紀末20世紀初，山東因自然災害頻發(fā)、軍閥混戰(zhàn)而造成了大量流離失所的難民，而中國東北及俄羅斯沿海州的開發(fā)又需要大量勞動力，于是伴隨著中俄兩國政府鼓勵移民和優(yōu)惠政策的出臺，山東人紛紛向東北地區(qū)和俄羅斯沿海州遷徙。其中，海參崴因其大量的工作機會、繁榮的貿易和豐富的資源，吸引了眾多的山東移民，由此再次掀起了移民潮，尤其是距離較近的山東人向俄國遠東濱海州地區(qū)移民的高潮。當時，“在山東等地的流民中有一句頗有吸引力的流言，叫‘闖崴子，拾金子’。”

山東移民大多通過海運，即通過山東沿海城市如煙臺、青島、威海等到達海參崴。其中，更多山東移民是通過煙臺（當時稱芝罘）這個海路口岸前往海參崴的，煙臺也因此成為奔赴海參崴的第一大水路口岸。清光緒《平度志要·戶口》記載，“自俄人營西卑（伯）利亞鐵路，民之赴海參崴、哈爾濱者，覓船芝罘，日日如歸市。”19世紀末煙臺港成為華工赴俄樞紐，春季移民潮蔚然成風。20世紀初的幾年間該港年輸送量突破萬人級，1906—1910年間形成爆發(fā)性增長的態(tài)勢：五年累計經煙臺輸俄華工近20萬，其中單1906年簽證量即超5.4萬份，占同期赴俄務工簽證總量的78%，凸顯該口岸在中俄勞務走廊中的核心地位。1908年海參崴有4萬中國人，其中來自山東的有3萬人，而且不少人是舉家或兄弟相攜赴俄的。

這種高速增長一直持續(xù)到十月革命之前。1902年，日本方面統(tǒng)計，每年春季約有四萬名中國人（大多數來自山東煙臺）前往海參崴，并在秋季返回。這些中國季節(jié)工由華俄道勝銀行及其次級承包商招募，乘坐日本船只前往工作，通常以小團體形式進行勞作，他們將大部分收入帶回中國。

二、山東移民與海參崴的發(fā)展建設

山東移民在海參崴展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和較強的適應能力。他們從事各種工作，包括碼頭搬運、建筑、商品販賣和手工制作等。一些較為有經濟基礎和商業(yè)頭腦的山東人，還在海參崴開設了雜貨店、餐館等小型商業(yè)企業(yè)。通過艱苦奮斗，這些店鋪逐漸發(fā)展壯大，成為當地的重要商業(yè)力量。

（一）山東勞工

1.山東勞工與港口建設

山東籍華工主要是通過勞務輸出的方式來到海參崴的，這與當時盛行的經紀人制度密切相關。“經紀人制”實為承包方全權實施工程的整個流程：從建材采運、工人管理到基礎生產的封閉作業(yè)體系。這種前工業(yè)化時代的“全能型施工”，本質是市場分工與當地相關產業(yè)不發(fā)達導致的無奈之舉。雖然工程本身較為基礎且無需太多技能，但當地勞動力的匱乏導致勞工和商人很多時候只能自己去完成全部流程。

早期來到海參崴的山東移民主要從事建筑、碼頭搬運等體力工作，這是與海參崴的港口性質與鐵路修建是分不開的。在海參崴城市化的過程中，山東籍勞工群體也正對應著這種需求，主要沉淀于勞動力市場的底層。另一方面，這種務工的形式又與他們處于遷出地的底層密切相關。這種弱勢地位導致其發(fā)展受阻，最終他們在海參崴依然只能從事不需要任何技術的體力勞動，僅有少數人作為組織者與工程承包者，成為了他們與政府和企業(yè)間的紐帶。

19世紀70年代后，海參崴出現了技術性高、專業(yè)化強的山東籍勞工，他們生產磚頭、燒制石灰、砍伐木材，高效且專業(yè)地生產這些短缺的建筑材料。如前所述，這是與當時盛行的經紀人制分不開的。經紀人需要在山東招募各種技術工種的人才。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磚瓦廠的存在顯著影響了這種關鍵建筑材料的價格，并逐漸對當地歐洲企業(yè)主構成競爭壓力，迫使他們降低價格。1892-1893年，海參崴城市當局批準在庫別洛夫山谷開設多家中國磚瓦廠。

2.山東勞工與制造業(yè)發(fā)展

大約從1890年開始，山東籍勞工開始進入海參崴的制造業(yè)。1895年，“在所有的商業(yè)和工業(yè)企業(yè)中，在中國人手里的有126家，俄羅斯人手里有58家，日本人手里8家，德國人手里5家，英國人手里2家，其他外國人手里1家。”隨著20世紀初海參崴鐵路的建設，海參崴的制造業(yè)逐漸發(fā)展起來，中國承包商在山東招募工人送到俄羅斯企業(yè)工作，但仍在中國工頭的管理之下。到190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造船廠的工人十分之九是中國人，甚至鐵路線上幾乎所有的非熟練工人均來自山東，包括烏蘇里線、中國東部鐵路（指從滿洲里到綏芬河的中東鐵路）和阿穆爾線。他們以勤勞和堅韌著稱，逐漸在當地站穩(wěn)腳跟。

除此之外，一些中國移民還在海參崴周邊地區(qū)從事農業(yè)生產，種植蔬菜、糧食，養(yǎng)殖家畜，供應城市的日常所需。手工業(yè)也是中國移民的重要經濟活動，如制鞋、縫紉等，顯然這與海參崴城市化發(fā)展對食品、服裝等生活日用品的龐大需求是分不開的。

山東籍勞工在當地勞動力市場很有競爭力，這與他們吃苦耐勞、生活要求不高以及組織程度高（在中國經紀人的管理之下）的特點是分不開的。例如，這些華工的生活條件普遍簡陋，居住環(huán)境相對簡易，主要家具僅有板床、桌子和做飯用的爐子，而俄國工人卻要求住所有供暖、供水、照明等設施。更重要的是，相較于俄國工人，華工的工資明顯偏低。例如，俄國雇員的工資每月為35~37盧布，而華工每月工資只有5~7盧布。顯然，這種低成本的勞動力使得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更具競爭力。此外，華工紀律嚴明，不酗酒，這與俄國工人中常見的酗酒行為形成鮮明對比。

總之，在19世紀末海參崴的城市建設中，中國人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大批華工作為廉價勞動力，被廣泛雇用于包括道路、建筑等各類基礎設施在內的建設項目中。他們的到來極大地緩解了俄國在遠東地區(qū)城市建設中面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二）山東商人

自19世紀中葉起，大量山東移民進入俄羅斯濱海州，特別是在海參崴和雙城子等城市，形成了龐大的華人社區(qū)，產生了巨大的消費市場，催生了主要滿足華人社區(qū)需要的日益活躍的華商經營活動，并通過與中國內地和東北亞其他地區(qū)的商業(yè)聯(lián)系，推動了跨國貿易的發(fā)展。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羅斯遠東地區(qū)，華人商業(yè)社群根據其原籍地可劃分為四大類別：東幫（源自山東省）、北幫（源自河北省及東北三省）、南幫（源自江浙地區(qū)）以及廣幫（源自廣東省）。在這些商業(yè)群體中，山東商人在店鋪數量、從業(yè)人數以及資本總額等方面均顯示出顯著的領先優(yōu)勢，成為俄遠東地區(qū)華人商業(yè)活動的主導力量。

1.海參崴商業(yè)中的山東商人

19世紀末海參崴作為沙俄遠東經濟中心，其零售行業(yè)卻呈現顯著的以中國商人為主導的格局：1881年該港華人占比超70%（清廷外交檔案），工商資本逾千萬盧布，商號數量與經營規(guī)模均碾壓其他外籍資本。其中山東商幫形成絕對優(yōu)勢，既掌控大宗商品貿易網絡，又深度滲透港口基建與市政工程領域，成為支撐海參崴開發(fā)的關鍵力量。“我華民在崴之貿易資本額，計一千數百萬，較各國為巨。”可以說，華商在海參崴商業(yè)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海參崴商業(yè)的盛衰是以華商的盛衰為基礎的。而在華商中，山東籍華商又獨占鰲頭。“駐海參崴總領事陸是元在1917年的商務報告中稱，海參崴有華商店鋪121家，在伯力華商店鋪的從業(yè)人員共計695名，山東籍華商最多，為663名，占95%；奉天、直隸、吉林三省華商店鋪擁有的從業(yè)人員僅33名。”這一數據不僅凸顯了山東商人在該地區(qū)華人商業(yè)活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也反映了其在商業(yè)網絡構建和經濟影響力方面的顯著作用。

2.山東商人的經營策略

山東籍華商主要經營絲綢、茶葉、布匹、糧食、海菜、皮毛等商品，其經營特點包括利用地緣和鄉(xiāng)緣關系，形成以山東人為主體的商幫，幫助新移民融入并發(fā)展商業(yè)活動。由于資金規(guī)模較小，他們主要以中小商人為主，經營靈活，適應市場變化迅速。俄國商人背靠俄國本土在大商號、大批發(fā)上有競爭優(yōu)勢，而華商則在終端產品的銷售上占有絕對優(yōu)勢。俄國人這樣評價華商：“中國人是天生的商人，哪里有機會，他們就奔向哪里去做各類生意。”

山東商人主要是通過大商號扶持小商號，即給小商號借貸的方式，建立起從城市到市集再到偏僻鄉(xiāng)村的從上到下的銷售網絡。1893年11月1日，南烏蘇里地區(qū)的地方官在給濱海州駐軍司令的報告中說：“中國人在我境的企業(yè)猶如一個龐大的網絡，籠罩了全省。在這個網絡中有一個巨大的中心商號在海參崴，它的年交易額在10萬~15萬之間。由此向各處輻射，設立了一些年交易額在0.5萬~1.5萬的支店。同樣，這些支店又分設一些年交易額在0.1萬~0.5萬之間的小鋪，最后還有賺點蠅頭小利的小挑販。”。

華商通過內部借貸構建多層級商業(yè)網絡，資金源于體系核心，實現了低價銷售與資金快速周轉。其經營模式具有顯著成本優(yōu)勢，一是家族化用工體系，員工月薪僅5~7盧布且食宿簡樸；二是采用無櫥窗、低租金的簡易商鋪，運營成本普遍只需要俄國商號的1/3。這種低成本運營模式使華人商業(yè)網絡得以覆蓋俄遠東全境，形成對俄商的競爭優(yōu)勢。當時的俄國人這樣描述：“到處都可以看見中國人和他們的商品，人們住的是中國人蓋的紅磚房子，用的是中國工匠生產的器具，喝的是中國人的茶葉，吃的是中國人生產的面粉和蔬菜，幾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可以到中國人開的店鋪里去購買。”他們以山東煙臺和黑龍江黑河為跳板，建立了跨國貿易網絡，商品流通范圍廣泛，涵蓋了生活必需品和其他商品，深入到遠東地區(qū)的各個角落，對當地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

3.移民網絡中的山東商人

社會網絡理論被定義為一種社會學研究范式，它探討了個體或集體行動者在原籍地或遷入地基于血緣、地緣和情緣等關系所形成的社會聯(lián)系網絡。該理論強調，這些基于特定社會結構資源的網絡對移民行為產生顯著影響，包括降低遷移過程中的風險和成本，提高對回報的期望，從而增加國際遷移的可能性。社會網絡的形成和發(fā)展，不僅為移民提供了關鍵性資源，如信息、就業(yè)機會和居住支持，還有助于移民處理法律問題和爭取生活機會。因此，社會網絡理論提供了一個框架，用以分析和理解移民行為及其背后的社會結構和動態(tài)。

山東商人的經營策略既有助于建立山東移民的社會網絡，也通過在海參崴建立的社會網絡積累了重要的社會資本。這種資本形態(tài)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性資源聚合系統(tǒng)，其形成機制根植于對制度化人際網絡的深度嵌入與掌控。具體而言，它通過制度化組織架構，包括行業(yè)商會和山東不同地域商幫等，構建起具有穩(wěn)定交互規(guī)則的關系網絡，使行動者能夠系統(tǒng)性獲取包括資金周轉、商業(yè)信息、渠道準入等可直接調用的要素，又或者如信用背書、風險共擔機制等隱形保障資源以及潛在的未來交易機會、跨領域協(xié)同可能等預期收益。這種資源動員模式突破了傳統(tǒng)經濟資本的單向積累邏輯，在組織成員間形成互惠性資源交換體系，其效能既取決于網絡節(jié)點的分布密度，更依托于制度規(guī)范對成員行為的約束力。山東商人利用這些社會關系網絡，為山東移民社群提供了關鍵性的資源，如上文中的貸款、就業(yè)以及居住方面的信息，也幫助他們處理法律問題，爭取教育、福利、娛樂等各種生活機會。同時，同鄉(xiāng)的山東移民也為山東商人提供了可靠的雇員。

另一方面，山東商人在海參崴的活動不僅構建了移民網絡，而且通過這些網絡的擴張，促進了更多的山東移民向海參崴流動。這種基于社會網絡的遷移機制構建了獨特的風險緩釋與機會增益系統(tǒng)，具體通過三個層面推動循環(huán)式移民模式的形成。第一，信息共享的社會網絡消解了遷移的不確定性，移民通過同鄉(xiāng)會、宗親組織等渠道獲取精準的就業(yè)市場動態(tài)、政策法規(guī)變化及生存成本，使遷移決策具備可預測性；第二，資源互助的社會網絡形成安全保障，包括小額信貸、臨時住宿供給等支持，將傳統(tǒng)個體遷移的生存風險分散至群體共擔；第三，信任機制催生職業(yè)生態(tài)，依托地緣和血緣紐帶建立的勞務合作社、行業(yè)培訓體系及產業(yè)鏈分工，創(chuàng)造可重復利用的就業(yè)通道。這種立體化支撐系統(tǒng)不僅使單次遷移成本下降，更通過目的地職業(yè)生態(tài)與原籍地再生產需求的周期性互動，形成具有自我強化特征的“遷移—回流—再遷移”循環(huán)鏈條。很多資料都顯示，山東華商的船隊不僅僅進行貨物運輸，也為山東移民提供了穩(wěn)定的往返渠道。

山東商人與山東移民社會網絡的增強促進了各類商會和同鄉(xiāng)會的成立。山東移民需要通過建立團體來尋求保護和團結協(xié)作，以維護自身權益，而俄國政府需要依靠團體帶頭來管理日益增長的移民和接受政府項目，視其為輔助管理手段。這些組織不僅提供服務，還通過選舉產生領導層，制定規(guī)章制度，在社會網絡內部調解內部爭端，提供擔保證明，援助困難同胞；在商業(yè)上統(tǒng)一研究市場，組織貿易活動，維護市場秩序，保護華人權益，解決糾紛，交涉稅務問題等，為山東移民社會網絡的健康發(fā)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因此，在遠東地區(qū)的華人商業(yè)集團中，山東移民社會網絡的發(fā)展使得山東商人在商業(yè)實體的數量、從業(yè)人數以及資本規(guī)模等關鍵經濟指標上均顯示出顯著的比較優(yōu)勢。

4.個案研究——山東商人的佼佼者張廷閣

在不斷的經營過程中，在俄羅斯濱海地區(qū)的海參崴、伯力、雙城子等地，經商的山東人中也出現了一些較有實力的商家，如張廷閣（1875—1954）、王益齋等。張廷閣為山東掖縣人，是大名鼎鼎的北京五星啤酒的創(chuàng)立者（1915年），曾擔任海參崴中華總商會會長。王益齋為山東榮成人，是大名鼎鼎的煙臺啤酒的創(chuàng)立者（1920年），曾擔任海參崴文登同鄉(xiāng)會的會長，曾坐著小汽車回到家鄉(xiāng)，引起很多村民的圍觀，轟動一時。創(chuàng)建于1888年的雙合盛商行（主要負責人是張廷閣和郝升堂）擁有資本50萬盧布左右，是一家批發(fā)兼零售的大企業(yè)。

張廷閣出生于山東省掖縣平里店鎮(zhèn)石柱欄村，甲午戰(zhàn)爭后從煙臺走海路闖關東到達海參崴。在海參崴，張廷閣先在“福長興”餐館當學徒，后受同鄉(xiāng)“雙合盛”雜貨店經理郝升堂賞識，于1898年受邀入伙經營。1904年，張廷閣抓住日俄戰(zhàn)爭物流受限的機會，派人去哈爾濱以每斤4分錢價格購入大批食鹽，運到海參崴后以每斤五角、六角的高價拋售，獲得暴利。他又靠給俄軍提供軍需食品大賺一把，資本迅速膨脹。有了資金，他在海參崴租地建房、不斷擴大經營范圍，與多國的制造商和供應商簽訂了長期合作協(xié)議，成為海參崴當地商界的首富。張廷閣也因其卓越的商業(yè)才能和領導能力，被同業(yè)推舉為海參崴中華總商會會長。

總的來看，山東移民對海參崴的經濟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不僅帶來了勞動力，還帶來了中國的商業(yè)模式和商貿習慣，豐富了當地的經濟活動，促進了中俄邊境地區(qū)的貿易往來。

三、山東移民對祖國及家鄉(xiāng)經濟社會發(fā)展的貢獻

山東人移民海參崴，無形中在祖國和移居地之間架設了一座聯(lián)系的橋梁，他們不僅以勞動力的巨大投入推動海參崴發(fā)展，也通過物資、資本、管理和技術等方面的交流支持了祖國的發(fā)展，尤其是促進了山東貿易、生產的發(fā)展和民生進步。

（一）貿易的發(fā)展

由于海參崴和其他遠東城市的華人以山東移民為主，自然衣食住行各種需求的滿足也以山東物產為主，由此密切了和山東家鄉(xiāng)的聯(lián)系，推動了山東貿易和相關產業(yè)的發(fā)展。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海參崴華商貿易呈現顯著地域特征與規(guī)模優(yōu)勢。其店鋪中山東特色商品占比達20%~30%，以肉牛貿易為支柱產業(yè)：1904—1909年間山東肉牛年出口量從2000頭激增至5252頭，總出欄量達88萬斤，主要供應海參崴市場。同期中國對俄遠東出口商品結構多元，涵蓋茶葉（占尼古拉耶夫斯克港1893年食品進口總額的35%）、絲綢及花生等高附加值農產品，當年該港錄得中國食品進口額10.2萬盧布，工業(yè)品4600盧布。貿易擴張催生專業(yè)化物流體系，華商群體組建30艘載重30噸的規(guī)模化船隊，配備專屬貨運碼頭。出口貿易額持續(xù)攀升，常態(tài)年交易量超5萬盧布，其中1878年峰值達83，350盧布，較基準年份增長66.7%。這種從生產源頭到跨境運輸的全鏈條控制貿易模式成為華商在遠東市場保持競爭力的核心要素。而華工出關返鄉(xiāng)的過程，更促進了山東煙臺等港口發(fā)展中俄海運貿易。

（二）僑匯的增長

山東移民在海外經濟體的持續(xù)擴張有效帶動了僑匯資金的流動。據俄方統(tǒng)計，“1889年濱海省華僑的資金匯兌額為1,579,675盧布，1893年增長到4,010,228盧布，增長了1.5倍。1889—1893年，匯款總額為13,594,347盧布，年平均匯款2,718,869盧布。華僑匯款的主要方向是山東。”另據《遠東貿易報》記載：“山東地方，向稱人民輸出貨物在西伯利亞，為有名之地。每年由此人民寄歸金額甚多，煙臺市場，現存俄幣約4萬元。”

（三）工業(yè)領域的投資

隨著晚清被推翻、民國建立，許多海參崴華商看到了國內大力發(fā)展工商業(yè)的機會，從1912年開始，張廷閣就著手將雙合盛的資產全部轉移到國內，并著手設廠投資，直到1919年，他在海參崴的業(yè)務完全結束。王益齋則于1920年創(chuàng)辦了醴泉啤酒廠，生產煙臺啤酒，這是繼張廷閣創(chuàng)立的北京五星啤酒后，中國民族資本創(chuàng)立的第二家啤酒廠。他們能為國家經濟發(fā)展做出這么大的貢獻，當然是與他們強烈的愛國心以及早年在海參崴闖蕩，開闊了眼界分不開的。

仍以張廷閣為例。張廷閣受“實業(yè)救國”思潮影響，于1912年攜資歸國創(chuàng)業(yè)。1914—1915年間通過收購外資企業(yè)創(chuàng)立五星啤酒及雙合盛制粉廠，隨后十年間（1920—1925）拓展制革、精油、航運及地產業(yè)務，構建跨行業(yè)實業(yè)體系。至1928年，其創(chuàng)辦的雙合盛無限公司賬面資金達247萬現大洋，成為哈爾濱最具實力的民族工商集團，張氏本人亦躍居哈埠民族資本首富。

（四）企業(yè)經營理念的引入

海參崴的山東移民不僅在資金、商業(yè)等層面大量援助中國，作為跨文化交流的橋梁，山東移民還將俄國的文化、科技和理念帶回中國。其中一些人在俄國學習到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回國后將這些知識應用于國內產業(yè)，推動了中國工業(yè)化和現代化進程。比如，張廷閣秉持“優(yōu)產重器”理念，持續(xù)引進國際先進設備及技術團隊，推動雙合盛制粉廠通過技術迭代保持市場優(yōu)勢。1928年啟動的跨國裝備升級工程，引進德瑞尖端制粉機械并擴建現代化廠房，實現日產能15.4萬公斤的躍升，鞏固了其在面粉行業(yè)的領軍地位。

四、山東移民在海參崴生存發(fā)展面臨的困難與挑戰(zhàn)

山東移民在海參崴等俄羅斯遠東濱海州地區(qū)遇到的并不全是機會和陽光，也伴隨著諸多挫折。

（一）俄羅斯的政策

海參崴當局既想利用華僑的廉價勞動力實現遠東地區(qū)建設的目標，又怕影響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前者往往體現在修建港口、鐵路等急需勞動力的時期，后者主要體現在港口、鐵路修筑完成，對勞動力需求嚴重下降的時期，為此對華僑不僅實施了高額稅收政策，剝奪他們的經濟利益，還在法律層面上進行歧視，導致華僑缺乏基本的法律保護和人身自由。特別是在20世紀初期，隨著海參崴港口和西伯利亞鐵路修筑的完成，沙俄政府對華僑的迫害與驅逐行為極為嚴重，其行為可被描述為“勢將驅盡華民而后已”。沙俄當局在海參崴對華僑的殘酷迫害，被中國駐海參崴商務委員桂芳以詳盡的記錄形式總結為“十大罪狀”，包括歧視、虐待、縱匪、冤獄、造謠、枉法、郵件積壓、稅關勒索、庇護煙賭、毆辱等。這些行為不僅嚴重侵犯了華僑的基本權益和人格尊嚴，而且深刻反映了沙俄政府對華僑群體的極端不公正和殘忍態(tài)度。甚至，在1911年春季，中國辛亥革命醞釀之際，沙俄政府利用這一政治動蕩的時機，在以海參崴為中心的烏蘇里江以東地區(qū)，開始了一場規(guī)模浩大的驅逐華僑行動。

而“黃禍論”等種族主義言論的興起，進一步加劇了對華僑的迫害。種族歧視與社會排斥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是全球性的普遍問題，而在軍事封建性強的俄國則最為嚴重。它主要表現為對華僑在遠東地區(qū)經濟開發(fā)中作用的否定和排斥，而突出強調華僑的季節(jié)性工作模式和對俄國文化的排斥，亦即所謂不融于俄國社會。

（二）文化沖突

文化沖突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文化差異、語言障礙，成為華僑在該地區(qū)社會融合的重要障礙。這種文化和語言上的隔閡不僅在華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造成了溝通困難，也嚴重阻礙了華僑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文化差異所引發(fā)的沖突，進一步加劇了華僑群體的邊緣化和孤立感，這種社會排斥現象在經濟和文化層面上限制了華僑子女接受高質量教育的機會，從而使得貧困和社會地位低下的問題在代際之間延續(xù)，形成了一個難以打破的循環(huán)。

俄國社會對中國人的擔憂是多方面的，其中華工的季節(jié)性工作模式尤為突出。華工普遍認為，自己只是暫時居住在異國他鄉(xiāng)，因此他們在當地的開支相對有限，而將大部分收入寄回或帶回家鄉(xiāng)，并對當地文化持有一種漠視的態(tài)度，即不愿意融入當地社會。這種觀念與后來抵達的朝鮮移民形成鮮明對比，后者更傾向于接受俄國的文化規(guī)范，包括改宗東正教和成為俄國公民。

隨著山東移民及其家屬在海參崴定居，逐漸形成了有規(guī)模和凝聚力的華僑社區(qū)。他們重視教育并建立中文學校、廟宇和會館等機構，為華僑提供精神文化支持并維護其權益。然而，俄國人認為中國移民與家鄉(xiāng)的緊密聯(lián)系阻礙了他們融入俄羅斯社會。

（三）不穩(wěn)定的國內外政治局勢

日俄戰(zhàn)爭及俄國動蕩的政局，尤其是十月革命及其后的俄羅斯內戰(zhàn)對海參崴的貿易活動產生了深遠影響，導致貿易幾乎停滯。主要原因包括政治動蕩、運輸基礎設施的破壞、貨幣貶值以及運輸工具的短缺等。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導致海參崴工作機會的減少和華僑人口的顯著流失。

十月革命帶來的社會動蕩和政治變革對華僑的生活產生了顯著影響。革命初期的不穩(wěn)定和經濟崩潰加劇了華工的生活困境，失業(yè)和基本生活資料的短缺進一步惡化了他們的生存條件。在十月革命和隨后的俄羅斯國內戰(zhàn)爭期間，海參崴華僑被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群體：較為貧寒的工人階層和較為富裕的富商階層。一方面，工人階層得到了蘇維埃政府的保護，然而因為十月革命、國內沖突、工業(yè)崩潰和交通中斷，華僑遭遇了失業(yè)和歸國無門的窘境，遭受饑餓、寒冷和貧困的困境，甚至語言溝通也成問題。盡管蘇維埃政府在百廢待興的條件下努力幫助華工，但許多華工仍因戰(zhàn)爭和政治動蕩而滯留俄羅斯。同時，旅俄華僑聯(lián)合會等社會組織為華僑提供了重要支持，相當部分華工甚至加入紅軍，參與了蘇維埃政權的保衛(wèi)戰(zhàn)。

另一方面，較為富裕的華僑成為革命暴力的目標。蘇維埃政權對富裕華僑的政策呈現出復雜性，既有暴力征用和重稅的壓迫，也有保護性措施的實施，這主要指防止欺詐和勒索行為，調整征用程序，以及確保他們與其他外國公民享有同等的權利。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為部分華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和法律保護。

五、結語

19世紀末20世紀初，山東地區(qū)因人口激增、自然災害頻發(fā)、戰(zhàn)亂連連以及土地資源緊張，導致大量山東人開始了“闖關東”的移民潮，到東北地區(qū)以及原屬于中國但后來劃歸俄羅斯的濱海州地區(qū)尋找新的生活機會，海參崴因其大量的工作機會、繁忙的貿易和豐富的資源，成為了山東移民的重要目的地。

山東勞工的勤勞樸實創(chuàng)造了海參崴海港城市建設的巨大成就，山東華商的靈活經營策略構建了從同鄉(xiāng)會到商會的巨大社會網絡，他們不僅為海參崴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還推動了跨國貿易的發(fā)展，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發(fā)展和山東本土民眾生活的改善。海參崴山東移民對祖國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們在海參崴的奮斗不僅改善了個人和家族的生活，更為祖國與家鄉(xiāng)經濟社會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盡管經歷了各種挑戰(zhàn)和變化，山東移民在海參崴的歷史仍然值得銘記。他們的奮斗精神和文化遺產繼續(xù)影響著后代，并在中俄關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摘自：周子超、李曉、周建波：《近代山東海外移民探微——以俄羅斯海參崴山東移民為例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責編：皮博、張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