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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一款中國游戲“黑神話·悟空”火遍海外網絡，其精美的“中國風”設計與中華文化內核使其成為網絡文化輸出的典型案例，中國網絡軟件的文化功能這一話題也成為關注焦點。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整體實力提升背景下文化輻射力的相應提高成為必然趨勢，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國網絡軟件“出海”的文化功效的確不能小覷。

那么，在海外華人群體中，這些中國軟件、尤其是手機App是否受到熱捧？華裔青少年對其接受度如何？其文化效能又是怎樣？2024年6—8月，調研組赴華人人口眾多的東南亞地區，在馬來西亞、印尼、越南以及泰國四國展開了調查，以問卷及訪談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以了解當地華裔青少年中國手機App的使用情況及其文化效能。

近年來，不少學者關注到數字軟件對海外華人群體的影響，尤其是社交媒體如微信、短視頻平臺如抖音上華人群體的表現。張煥萍認為，在網絡社交媒體輔助下，不同于早期移民的“雙重缺席”，當下華人與祖籍國親人和其他華人移民之間體現出更多的“共同在場”。戴華東則探討了西班牙華人的幫扶舉措在社交媒體的傳播及其對主流社會的影響。研究表明，社交媒體不僅可以輔助華人社交，還可以幫助他們塑造積極正面的形象。楊恬與張放提出，在美中國旅居者在社交媒體上的行為受到“發展與當地華人關系”的動機驅動，這種動機使他們在社交媒體上采取不同的自我呈現策略。此外，社交媒體也為華人提供了參與政治的新途徑。張煥萍、彭偉步以微信為例，提出社交媒體為海外華人提供了一個討論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平臺，這種參與模式打破了傳統的線性政治參與模式，使華人無需入籍美國或具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就能參與政治。童欣也采用行動者網絡理論，對后疫情時代德國華人政治參與的新媒介實踐進行了深入分析。亦有學者對短視頻平臺上的華人身份展演與跨文化傳播進行了觀察，如，黎相宜、朱薈嵐對B站上華人移民的身份展演進行了分析；而鄭文標、王鵬璐則考察了抖音平臺上華人的跨文化傳播。國際學術界對此亦有關注，如有學者將微信看作“虛擬少數民族市政廳”，探討了大波士頓郊區華人移民如何利用這一網絡平臺討論社區問題、捍衛權利并重新定義身份。上述研究對數字時代的華人社會進行了不同角度的觀察，但其主要關注第一代移民群體，且分析的多為社交媒體。本文嘗試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全面了解中國App對二代以上華裔青少年的文化影響力，進而分析當下Z世代華裔群體的心理與文化認同情況。

一、東南亞四國對中國App的使用情況

近年來，伴隨著手機軟件市場的蓬勃發展、中國國內市場的飽和以及海外市場的進一步擴展，中國App走出國門、助力中國經濟海外市場深化發展成為潮流。在此背景下，中國App“出海”成為各大軟件公司的重要議程。早在2010年左右，以CleanMaster、UC等為代表的中國App就已開始探索出海的可能，但在全球市場發展并不樂觀。之后，從2015年開始，隨著中國以字節跳動、淘寶等App市場多樣化快速發展，抖音（TikTok）、B站（Bilibili）、來贊達（Lazada）、小紅書等App開啟了新一波出海潮并迅速在國外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東南亞各國、尤其是華裔人數較多的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印尼等國，其國內App市場也異常火爆，并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手機App使用普及度高；二是網絡使用者年輕化；三是中國App下載使用率較高。近年來，東南亞移動數字使用率不斷攀升。以馬來西亞為例，截至2024年1月，共計有3359萬互聯網用戶，普及率為97.4%。同時，社交媒體用戶達2868萬，相當于總人口的83.1%；共有4455萬活躍蜂窩移動連接，這一數字相當于總人口的129.2%。同時，馬來西亞官方2023年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在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中，只有2.2%不使用網絡，而20歲以下人群中超過99.7%日常使用互聯網。

中國各大數字媒體公司異常重視東南亞市場的開拓，并取得了優異成績。在本文所涉及的東南亞四國中，根據官方發布及知名統計機構數據，在馬來西亞，TikTok近年表現優異，2022年增長速度就超過Twitter（現名為“X”），用戶占49.7%，迅速發展成為當年最受歡迎的應用程序之一。在印尼，2025年最新數據顯示，iOS系統下載前二十位的免費App中，小紅書位居第四，TikTok排名第五，而新晉流媒體LokLok位居十二位。Google應用商店中TikTok排名前十，但Oppo Photos和Lazada則取代小紅書及LokLok躋身前二十。在泰國，Lazada 2022年也是下載次數最多的購物應用程序，最新數據顯示，在泰國iOS應用商店中短劇平臺Dramabox與Stardustv下載率穩居第二位與第三位，而Lemon8及TikTok、TikTok Studio也位列前二十。Google應用商店中，TikTok、TikTok Lite也是前二十位比較熱門的應用。在越南，Google應用商店中TikTok、Weplay分列第三和第八位。而在iOS應用商店，TikTok、小紅書下載率也排名前二十。

中國App在四國有如此高的使用率和普及率，可以想見，在當地華裔青少年群體中亦應該有相當數量的使用者。那么，具體使用情況如何？對其文化認同是否產生影響？調研組采取了量表性的定量問卷統計及半結構式定性訪談，在四國進行了相應調查。前者討論相關軟件及平臺在當地華裔青少年中的使用比例、目的、喜好程度等量化數值，后者關注使用者的切身感受、使用習慣等質性內容。同時亦采用問卷法對同一批群體線上及線下生活中中華文化認同情況進行了調查。在此基礎上，試圖了解相關App使用對其實際生活中文化認同產生的影響，進而深度分析數字時代Z世代華裔青少年認同表達的傾向與特征。

二、華裔青少年中國App使用情況的定量分析

（一）量表設計與樣本回收情況

本研究選取東南亞海島國家印尼、馬來西亞及半島國家泰國、越南為調研地，調查對象主要為二代及以上華裔青少年。該群體從時間維度上看，是年輕一代（15~40歲左右），從互聯網維度上看，大部分為通常所說的“Z世代”，即熟悉計算機、互聯網、手機及電游的群體，他們習慣徜徉于虛擬世界，擅長使用各類多功能數字設備，在面對問題時，更傾向于同輩合作、共享數字資源（即同頻道認同），從而利用各類設備多線程處理問題。從“代際+時間+網絡”三個維度綜合定義，他們是“華裔網絡新生代”，即互聯網時代出生成長、有中國血統的華人二代（及以上）人群。主要控制因素是性別、年齡和代際。

調查設計的影響因素（自變量）為此群體的網絡使用App情況。從四個方面考察：1.您是否使用中國App？2.您經常使用的中國App平臺是什么？（具體選項見下表2）3.您使用中國App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具體選項見下表3）4.對中國App的體驗感如何？（具體選項見下表4）

本文主要關注的問題（因變量）是網絡生活中此群體對中華文化及華人身份的認同感，也從四個方面進行考察：1.文化認知：認為通過使用中國App加深對中國及祖籍地傳統文化的了解。2.文化認同：認為使用中國App有助于加強中國和祖籍地的感觀與聯系。3.情感傾向：在網絡上會因某個人的華人身份而對其有好感，如某個Youtube博主是華人。4.文化傳播：愿意通過網絡向非華人宣傳中華文化。

在之后的數據分析中，筆者根據數據關系，得出了四國華裔青少年對中國App使用體驗與其網絡生活中對中華文化認同感（以下簡稱“網絡中華文化認同”）之間的定量關系。

本次調查基本情況如下：四個國家問卷實際回收1830份，共有有效問卷1830份，有效回收率為100%。根據被調查對象中國App使用情況的問卷填寫完整情況，剔除掉不使用中國App的樣本309份，共收得有效信息問卷1521份，使用者占比83%以上。1521名調查對象的基本信息如下。

從表1可以發現，受訪者中女性占比稍高，為54.9%；年齡上以25歲以下為主，占比為91.8%，為典型的Z世代群體；從代際分布看，第四代及以上華裔占比達到41.6%，二代以上占比98.5%。

（二）調研對象網絡生活中中國App使用情況（自變量）

1.經常使用的中國App平臺具體類別與名稱（可多選）

具體說來，上述分類包含以下九類App：1.社交媒體平臺，如微信、微博、小紅書等，用于社交互動、內容分享和用戶生成內容。2.視頻平臺，如抖音或TikTok、嗶哩嗶哩等，提供視頻點播、直播等服務。3.新聞和信息平臺，如今日頭條等，提供新聞報道、資訊和評論。4.即時通訊工具，如微信、QQ等，提供即時聊天、語音和視頻通話服務。5.電子商務平臺，如來贊達（Lazada）、希音（Shein）等，用于在線購物和消費服務。6.手機游戲，如原神（Genshin）、絕地求生手游（PUBG Mobile）、無盡對決（Mobile Legends：Bang Bang）等，為在線移動端游戲服務。7.在線音樂平臺，如QQ music、網易云音樂等，提供音樂流媒體服務。8.搜索引擎，如百度、搜狗等，用于信息檢索和知識獲取。9.其他。

由表2可知，東南亞華裔青年使用中國視頻類App占比最多，高達78.5%，手機游戲類、電子商務類以及社交媒體類也占較高比例。此外，即時通訊工具類App也頗受歡迎。在線音樂平臺類App和搜索引擎類App也有不少受眾。可見，該群體對不同類型的平臺均有涉獵，傾向于“多頻道”、“多線程”享受數字生活。

2.您使用中國App的主要目的（可多選）

由表3可知，較多東南亞華裔使用中國App是為了娛樂消遣和社交互動，占比分別高達83.0%和51.5%。此外，購物與消費也是其使用中國App的重要目的。另有大約四分之一的華裔會使用相關軟件開展學習和教育活動。

3.使用中國App的體驗感情況

表4數據顯示，滿意程度方面，本次調研對象對中國App的滿意程度均值為3.34，處于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之間，可見其對中國App的滿意程度較高。喜愛程度方面，本次調研對象對中國App的喜愛程度均值為3.31，處于非常喜愛和比較喜愛之間，喜愛程度也較高。總體而言，東南亞華裔青少年對中國App的體驗感較好，App的設計使用與功能內容也較符合東南亞華裔的生活需求。

（三）調研對象網絡生活中對中華文化及華人身份的認同感（因變量）

表5中的四個因變量均設計了五項回答選擇，即：A.非常同意；B.同意；C.一般；D.不同意；E.非常不同意。對應分值為5至1。表中數據顯示，在文化認知方面，本次調研對象“通過使用中國App加深對中國及祖籍地傳統文化的了解”的認可度均值為3.50，處于一般和同意之間，認同程度較高。在文化認同方面，調研對象對“使用中國App有助于加強我與中國和祖籍地的感觀與聯系”的認可度均值為3.31，處于一般和同意之間，認同程度也較高。情感傾向方面，調研對象認為“在網絡上會因某個人的華人身份而對其有好感”的認可度均值為3.19，處于一般和同意之間，數值也較高。最后“對愿意通過網絡向非華人宣傳中華文化”的認可度均值為3.37，認同程度也較高。總體而言，調研對象網絡生活中對中華文化及華人身份的認同感較好，其均值為13.37，總體偏上。

（四）描述性分析的國別差異

筆者對四個國家調研對象中國App的具體使用情況也做了分類統計，對比如下。

表6數據顯示，馬來西亞華裔青少年對中國App的使用比例最高，越南最低。馬來西亞與印尼青少年都喜歡娛樂性質的短視頻平臺，越南華裔青少年更關注新聞類的視頻軟件，泰國華裔青少年則熱衷購物類電子商務平臺。四個國家受訪群體對中國App的喜愛及滿意程度沒有太大差異，網絡生活中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數值除印尼稍低外，均值都偏高。

因此，四國華裔青少年在具體App使用類別上有一定偏好，但總體喜愛度、滿意度及由此表現出的網絡文化認同度都較高。

（五）自變量與因變量關聯分析

接下來需要分析的是，總體上東南亞華裔青少年對中國App使用與其網絡生活中中華文化認同之間的關聯程度。筆者對上述三個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進行了考察，發現自變量一與二即“使用中國App類別與目的”和因變量之間存在弱關系，但自變量三“對中國App的使用體驗感”與因變量明顯相關。根據線性關系分析，結果如下。

從表7可知，R2=0.106，代表回歸的模型擬合度較好，意味著本次回歸分析的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程度達到10.6%；F=180.88且P<0.05，意味著參與本次回歸的自變量中至少有一個變量可以顯著影響因變量；由自變量顯著性可以看出，東南亞華裔對中國App的使用體驗感對因變量有顯著影響，由t值可以看出為正影響，得出回歸方程為：網絡生活中中華文化認同感=1.161*中國App使用體驗感+5.650。這意味著東南亞華裔在中國App使用的體驗感每增加一分，其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就會增加1.161。因此，可以明確二者的正相關關系。

同時，針對不使用中國App的309個樣本，我們也做了對比分析，將是否使用中國App與華裔新生代網絡中華認同感四項因變量（文化認知、文化認同、情感傾向與文化傳播）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在95%置信區間內，是否使用中國App與各項網絡認同變量的P值均小于0.05（P<0.05即顯著），說明是否使用中國App與網絡中華文化認同之間有顯著相關性，即受訪華裔新生代使用中國App會正向影響他們的網絡文化認同。

由此可知，受訪的華裔青少年使用中國App的確會促進其網絡生活中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且使用類別與目的并不會直接影響其對中華文化的認知與情感，但較好的使用體驗會有直接正相關關系。換言之，用什么、為何用并不重要，而用得開心、喜愛的確會激發其對App內容背后文化背景的正面感觀與認同。

三、華裔青少年中國App使用情況的定性分析

在進行量化調研的同時，調研組還針對性地同步進行了半結構性深度訪談，共回收訪談材料73人次，其中越南11人次，印尼13人次，泰國9人次，馬來西亞40人次。受訪者大部分為大學生、華語學校、三語學校及華語培訓機構學生、教師或者其他相關從業從員，有一定中文基礎，會使用中國App。訪談內容與問卷相比更為細致、個性化，主要涉及所使用的中國App類別、常常刷到的與中國相關的具體內容、使用感受等問題。訪談結果顯示，受訪者日常生活中使用中國App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與前述問卷一致，使用類別上以TikTok、游戲等娛樂App接受度最高，容易接觸到中國相關內容。由于此類非語言交互類型App不需要參與者過多的文化背景支持，而且以TikTok為代表的頭部App本土化程度明顯，因此，不少受訪者表示此類App非常流行。印尼受訪者表示：“抖音很火，因為現在印尼這邊市場也開拓了，所以網上有很多人會把中國的一些電視劇、YouTube視頻的字幕翻譯成印尼語，在這邊蠻受歡迎的。”泰國受訪者也談到：“以前小學初中玩QQ飛車，后來是王者和原神，現在金鏟鏟之戰基本每天玩，語音中泰英都有，文本中英文都用，其中中文使用最多。會主動了解手機游戲的社交媒體，了解游戲更新動態。打游戲會接觸到中國人，比較愿意和中國人玩。”

但除此之外，以中文為媒介語言、文本圖片類App小紅書在當地也有一席之地，尤其受到華裔青年女性歡迎，此現象值得注意。約占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除TikTok之外，也會使用小紅書，尤其在馬來西亞女性學生群體中，小紅書使用較為普遍。當地陳XX在接受采訪時，特別向筆者表達了對小紅書的“沉迷”：“（我）超愛看，超級無敵愛看的那種。我看手機的使用時間，小紅書是最高的，大概抖音都沒有那么喜歡看，每天約有四到五個小時（上網時間一半以上）都在看小紅書。”

其次，雖然受訪者在使用中國App的過程中接觸中國內容頻率較高，但其內容選取偏好卻呈現出明顯的被動性，“只看不說”、“匿名體驗”現象突出。當被問及“你接觸到的中國方面的東西多不多”時，大部分受訪者表示接觸頻度較高。譬如越南受訪者表示：“通過看電視劇或者聽音樂，抖音，我了解到的中國的東西比較多。”印尼的林XX談到：“感覺雖然算不上特別多，但是還是很容易看到的，時不時地就會看到。”吳XX也持同樣觀點：“確實挺容易看到，比如那些短視頻就會經常推送關于節日習俗的一些視頻，然后還有像熱搜這些我也看。”但如果被問及是否“會主動在這些App上了解一些中國相關內容并參與討論時”時，回答基本是“刷到了，就看一些”。如一位越南受訪者就表示，“有時看一些抖音上的華人或者中國的博主或者主播”，但“不能說出他們的名字，就是有時候刷到他的視頻，感興趣我就看一下”。另一位越南的黃XX也表示，“刷到了，我會看，如果沒有刷到我可能就不會。因為我看視頻就是很隨機的那種，如果刷到了我就多看幾秒幾分鐘。”馬來西亞的吳XX也表達了同樣觀點：“一般不會太刻意地主動去尋找這些資訊，但是有可能會被推薦過來（推送），不喜歡評論。”

最后，在文化攝入及影響力方面，涵化效果比較明顯，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對中國的印象明顯提升。越南黃XX談到：“這幾年中國愈來愈發展得好了，抖音里面每天可以刷到大家去中國旅游，吃美食、拍照這些，我去中國好多次也是這樣的感覺，發展得非常棒。”徐XX同樣表示：“目前我感覺從這些App上面看到的中國的信息是越來越好，近些年來中國確實強大了，我們也感覺自豪，看到了和以前的不一樣的中國。中國強大了，我們海外華人也有一份保障。”二是引導跨文化網絡社交或實地探訪。印尼的劉XX在小紅書上結識中國朋友，“他來自廣東，現在已經快聊了幾個月了”。越南的李XX則將抖音視頻觀賞變成了現實之旅：“我2016年的時候在抖音上面看到桂林那邊很漂亮，還有北海，我的父親當時剛剛做完手術，我覺得桂林和北海那邊好，也不要非得坐火車去，我就帶著我的父親去那里旅游了。玩的時候感覺確實很漂亮，很好玩。”三是網絡“現代華風潮”正在興起。不少受訪華裔談到通過中國App追劇、追蹤中國娛樂明星，或者由此喜愛上中國傳統文化。印尼徐姓受訪者認為：“以前中國傳過來的文化是他們（學生）不感興趣的，那是爺爺奶奶很感興趣的，一提到中國就是穿很傳統的衣服，唱京劇或者很傳統的歌。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網絡軟件里）呈現出來的中國文化時候就會有吸引他們的地方。多年前，文化輸出韓國、日本和臺灣地區是占統治地位的。之前的那些高中生就知道F4、流星花園。但是現在趙露思、中國BOY是他們的新偶像。”

以上定量與定性分析結果說明，東南亞華裔青少年使用中國App較為普遍，被動性接觸中華文化頻率高，且體驗感較好。其中華文化認同感與印象也與之產生了正相關關系，得到了相應提升，中國App使用的文化效能是明顯的。那么在實際生活中，這一功效是否有所體現？這一群體線下生活中文化認同情況如何？為更立體、全面地了解情況，調研組在對對象進行網絡生活調查的同時，也根據實際，對同一群體進行了日常生活中中華文化認同情況的問卷調查。

四、華裔青少年線下生活中華文化認同表現的對比分析

（一）線下生活中華文化認同表現總體描述性分析

本次調查從認知、傳統活動、興趣活動三個方面設計了量表：1.您是否學習過中華傳統文化知識？2.您是否參與過春節、中秋節、端午節或廟會、游神、祭祖等傳統活動？3.您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參與過中華文化相關的興趣活動（書法、國畫、太極拳、武術等）。

結果顯示，從參與比例上看，學習過中華傳統文化知識的華裔有1395人，占比76.2%。參與過春節、中秋節、端午節或廟會、游神、祭祖等傳統活動的東南亞華裔有1539人，占比84.1%。但在日常生活中參與過中華文化相關的興趣活動，如書法、國畫、太極拳、武術等的東南亞華裔人數比例則僅占56.7%。

從頻度上看，數值也偏低。量表主要設計為：1.您參與這些傳統節日活動的頻率如何？2.您參與這些興趣活動的頻率如何？數值顯示，東南亞華裔對過春節、中秋節、端午節或廟會、游神、祭祖等傳統活動的參與頻率方面，“經常”與“總是”比例不高，合計為46.6%。日常生活中書法、國畫、太極拳、武術等中華文化相關的興趣活動的參與頻率“經常”與“總是”比例合計則更低，為26.2%。

總體來說，在受訪的東南亞華裔中，學習過中華傳統文化知識以及參與傳統文化活動的比例較高，但其參與程度均居于中間值，尤其是“可選擇性”的興趣活動參與頻度最低。這說明大部分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偶然體驗，主動、深度參與水平較低。

（二）是否使用中國App與線下中華文化認同關系分析

如上所述，使用中國App能有效推動使用者在網絡生活中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那么它對其線下實際生活中的相關認同是否也存在正向關系？筆者使用卡方檢驗，分別測試了是否使用中國App與上述五個描述性因素間的關聯，即使用中國App與是否學習中華傳統文化知識、是否參加中華文化傳統活動、是否參加中華文化興趣活動、參加中華文化傳統活動頻率、參加中華文化興趣活動頻率間的五項關系。

五個卡方檢測項最終顯示，p值均小于0.05，說明均存在顯著關聯關系。由此可見，使用中國App也會與其線下生活中的中華文化認同感產生正向直接關聯，中國App出海東南亞的文化效能明顯可見。

（三）線下、線上表達認同的傾向性分析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從上述描述性數值看來，其線下生活中對中華文化傳統活動及興趣活動的參與程度仍處于較低水平。換言之，如若沒有相關軟件使用的促進，其線下活動參與比例與頻度可能更低。

因此，在東南亞四國，使用中國App的華裔青年群體比例高（83%）、喜愛與滿意程度好，且調查顯示日均使用時間為2小時以上，網絡生活中調研對象對中華文化及華人身份的認同感也較好，其均值為13.37（見表5），但日常生活中，上述中華文化活動的參與比例與頻度數值卻較低，當地華裔青少年似乎更傾向于通過線上方式表達中華文化認同。原因何在？筆者認為，作為新時期Z世代群體的華裔青少年，相比于其前輩“千禧一代”（Y世代），其文化認同與表達出現了以下新特性。

五、Z世代東南亞華裔青少年文化認同表達傾向與特征

從年齡上分析，本次調查對象絕大多數出生于21世紀（15歲以下占22.6%，25歲以下占69.2%），被稱為“后千禧一代”或“Z世代青年”。相比而言，他們文化上更多元、受到更好的教育。更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東南亞數字媒體發展異常迅猛，他們基本都出生于數字時代，被稱為“數字原住民”。新媒介如智能手機、社媒App從其出生起就形塑其生活，對其而言，萬物皆為App（包括自身）。因此，身處數字海嘯、信息爆炸的日常環境中，如何尋找自身定位？

筆者認為，Z世代青年普遍具備同頻道群體與多頻道群體的特征。所謂“同頻道群體”，是指具備相似文化背景、非主流、草根化的同一群體，他們分享共同話題、互相提供文化和情感支持，互為對方思考和行動的參照。同頻道文化主導Z世代青年的網絡生活，并對其實際生活產生直接影響。而多頻道對于多重文化背景的群體而言更為明顯，他們會使用更多種類的App并從中尋找不同的文化歸屬群體，從而實現多文化的內在協調。因此，與千禧一代不同，他們并不在意探索“我究竟是誰”，而更在意于“我和誰一樣”。他們會在不同的App中標識自身身份，從而找到多種“同頻道”的社群并共同體驗、學習，由此以多樣化的方法去看待、解決既有問題。東南亞華裔青年群體身負多重文化身份，且處于東西方文化交匯點，各類App皆可通行，因此，其同頻道與多頻道文化認同屬性表現更為突出。

首先，調研對象線上多頻道的多元認同可并行不悖而非此消彼長，因此，問卷中使用中國App與其中華文化認同間的正相關結果并不能直接說明其他文化認同會出現消減，而且線下生活中個人精力與時間有限，參與相關活動頻度可能并不會顯著增加。訪談材料顯示，大多數受訪者會使用多類App，并由此與不同群體交往。如使用WhatsApp和Line與本地人聯絡，在使用TikTok的同時也頻繁地使用Youtube或者Instagram與英語世界交往。他們在各類App上都擁有不同文化屬性與來源的“朋友圈”且互不打擾。正如有學者所提出的，這些Z世代青年與他們的前輩相比更像數字變色龍，擁有多重網絡身份，每個身份都被設置了不同的隱私程度、并且可適宜于不同的數字場景。

其次，現實生活中對族群差異感受的鈍化使得突顯身份屬性的文化活動不太受歡迎，而網絡的隱匿性則提供了場域，滿足了其“匿名尋同”的心理與文化訴求。Z世代青年普遍生活在多元文化場域中，不傾向于在現實生活中主動表達族群身份、彰顯文化差異。據調查，在美國，他們會使用多種不同的性格類型來定義自己，但會逃避族群分類。他們“不愿意回答”種族問題的可能性是千禧一代的兩倍，而且可能不會在他們的社交資料上找到族群信息。東南亞亦是如此，在采訪中，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對當地的族群差異沒有什么感受”、“兩種文化（本地文化與中華文化）都好”、“大家都差不多”、“已經算是融合了，不需要一定要說出我從哪里來，我就是哪里人”。因此，現實生活中頻繁參加族群文化活動對其而言過于“顯眼”。網絡生活中的“匿名性”、“同頻道”參與則不同，可為其既體驗“尋同”又不“彰顯”族群文化身份提供更好感受。他們在中國App平臺找到了同樣文化背景、語言、社會處境的同頻道群體，對其中華文化認同滿足起到了代償作用。而且，在確定同頻道群體后，他們不一定主動表達身份，“與千禧一代相比，他們更傾向于通過‘閱讀內容’來打發時間、尋找愉悅感，而不是積極參與構建內容以獲得情感滿足。”因此，在使用這些中國App時，他們大多會“只看不說”、“匿名體驗”。這一現象在小紅書的使用中表現較為明顯。小紅書為中文界面平臺，對語言與文化背景有較高的使用門檻，很難在異文化背景下推廣。然而，如前所述，小紅書在東南亞華裔圈頗為流行，主要原因就在于平臺的“倒掛漏斗式”同頻道分類設計，符合了當地華裔青少年的“匿名尋同”需求。所謂人群“倒掛漏斗模型”是一種商業推廣模式，指的是從商品的特點出發，找到其最核心的少數人群進行種草，再從原來種草中發現其興趣人群，以及往下的泛人群，逐步擴大品牌的消費群體。這種模式的特點是最初受眾雖然數量不大，但其階層、文化屬性比較集中、明確，極易吸引“同頻道”人群。因此受眾使用粘性大，使用者可以在隱匿身份的同時，快速找到同頻道人群并進行文化體驗。幾乎每個受訪者都能準確說出在小紅書常常瀏覽或被推送的主題，由此App的內容影響力也更深入。

最后，調研對象線上與線下表現的一定差異是其文化表達權力缺乏而導致的規避結果。在實際生活中，華裔青少年所面對的大部分相關文化活動是不受其主導的“非同頻道”活動。據筆者訪談資料所知，在當地現實生活中，相關的中華文化活動數量與頻度并不少，除去日常家庭節慶活動外，社團、學校等都會組織各類文化活動。如筆者在馬來西亞調研期間，檳州華校校友聯合會組織“文化常識比賽”、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舉辦“中華文化特展”、當地近100家華人文博機構各類展出等。但此類活動對于當地華裔青年來說，均由教師、社團領袖、家長等前輩所主導，并不為其所喜，無論是活動組織還是表達方式，都不是“同頻道”內容，沒有其認可的娛樂性和同輩評價體系。而且現實生活中雖然有同學朋友等同頻道群體，但同樣在橫向族群處境與縱向社會分層上都處于文化權力的末端，難以主導日常文化生活，且互為熟悉，其“匿名尋同”訴求難以得到完全滿足。用采訪時他們的話說，這些活動“太日常”、“不深刻”、“沒有趣味”，也“沒有其他的活動可以選擇”。因此，生活中上述量表中興趣類“非必須性”活動的主動參與人數比例與頻次很低，他們更傾向于上網體驗相關活動。

當然，調研對象更喜好通過網絡獲得文化體驗的傾向并不絕對，在某些具體定性采訪案例及定量數值中也呈現出細微的不同。譬如采訪材料顯示，現實生活中，受訪者大部分都會在父母安排下讀華校、進華語培訓中心補習，問卷結果也顯示其中華文化相關知識獲得的人數比較高，華語聽說能力也較好，去參加“必須性”傳統節日慶祝活動的比例也比“可選性”興趣活動參與度高約27個百分點。這說明，這批華裔青年雖然首選網絡進行文化體驗與表達，但也會適當選擇相關線下活動彰顯身份。這一現象被一些學者稱為Z世代青年網絡與現實雙重生活背景下的“日常狡黠性適應力”。他們在參與網絡多重文化敘事后，會感受并嘗試修改或挑戰他們在當地生活中的原始隸屬關系、社會身份和規范帶來的壓力，但受到年輕人階級、社會地位等條件的影響而難以達成。“日常狡黠性適應力”就是在此背景下發展出的一系列協商策略：一方面繼續不斷在網絡空間擴大同頻道及多頻道文化體驗的范圍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卻不必明確與社區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文化系統和實踐產生直接矛盾。這是Z世代群體在進行多線程文化生活實踐時協商文化權力的一種內化機制，這種策略使他們能夠在盡量不忽視當地現實的情況下最大程度整合不同來源文化的影響，并從中找到同頻道交流的樂趣。

綜上，通過定量與定性調查可知，近年來中國App進軍東南亞本地市場，對當地華裔青少年受眾的網絡生活及線下生活文化認同產生了直接影響，此類數字產品的文化功效較為明顯。但該群體更偏向于通過線上渠道表達文化認同，這既是由于Z世代華裔青年群體多頻道、同頻道、匿名體驗文化的傾向造成的，也是現實生活中其文化權力缺失而致。而且，這一群體更多嘗試從網絡上進行文化身份體驗的同時，也會使用“日常狡黠性適應力”對網絡與現實雙重生活中的文化參與進行主動協商，從而最大程度獲得文化多線程同頻體驗快感。

摘自：彭慧：《東南亞華裔青少年中國App使用情況調查——以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