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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人口的跨區域、跨國流動日趨頻繁，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被置于國際移民大潮之中。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一批批中國人走出國門，形成新的向海外遷移的浪潮。隨著時間的推移，遷移海外的第一代移民早已結婚生子，其子代逐漸成長起來并步入社會。近年來，有關華商新移民，特別是華商企業的代際承繼與發展問題，逐漸得到學界的關注。通過對華商企業在父與子兩代之間承繼與發展的比較分析，也成為理解當代華商成長與變遷的一個新視角。

俄羅斯華商作為海外華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體是在改革開放后陸續進入俄羅斯并逐漸成長起來的商人群體。經過40多年的發展，在俄華商不僅有行業分化、階層差異，也有代際發展變化。當前，國內外學者對在俄華商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調查與系統研究，相關成果頗豐，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在俄華商企業的整體概述。俄羅斯學者亞·格林梳理了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在俄華商的整體發展情況，認為在俄華商中有59%從事商業，17%從事建筑業，其他分別為農業、森林工業、加工制造。方雄普等學者則認為華商在行業上集中于批發、零售貿易，其經營場所集中于遠東和莫斯科等地的大型市場。二是在俄華商企業成長發展問題的探討。如寧艷紅認為華商最初大都從擺地攤、出售服裝、小百貨、食品等小本生意開始。致富后，他們開始投資飯店、酒店、房地產業等。三是在俄華商生存發展機制分析。俄羅斯學者認為，在俄華商中的大多數人是將“市場”作為主要活動場所，其自身成長很好詮釋了“族裔經濟”的發展歷程。同時，華商關系網絡與經濟活動的相互嵌入關系，是華商生存發展的主要動力機制。于濤等學者則認為，華商主要依靠以“強關系”為主導的關系網絡求得生存與發展，而這種移民網絡也會隨著市場環境變化發生在地化適應。應該說，上述研究對了解在俄華商特別是第一代華商企業的整體情況及其發展特點具有重要借鑒意義。不過，當前對在俄華商企業代際承繼與發展的專題性深入研究仍不充分。而對該問題的深入考察與研究，能夠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當代華商群體40多年來的成長發展，特別是華商企業的整體發展情況、規律性特點與代際承繼和變遷等情況。

基于此，筆者于2019年9月至12月、2022年5月至7月，先后兩次前往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地區，重點對從事汽配生意的山西籍商人進行了較長時段的跟蹤式田野調查，并對65名商人及其子代進行了深度訪談，獲得了大量一手資料。基于這些資料，筆者從跨國主義的視角，對在俄華商企業在父與子兩代之間發展過程中呈現的代際差異化發展、階段性特點、影響因素等相關問題試作考察，通過華商企業的代際承繼與發展問題探討俄羅斯華商群體的新動態、新氣象。

一、走出國門：第一代華商的形成及其經營活動

在俄華商的主體是20世紀90年代中俄跨國貿易迅速發展時期漸次成長起來的。隨著中俄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和經貿關系的發展，兩國之間的人員交往也日趨頻繁。在民間，越來越多的中國商人利用兩國物價的巨大差異與市場信息的不對稱，將皮衣、羽絨服、鞋類、計算器和其他生活日用品源源不斷運往俄羅斯進行易換和售賣，由此也催生出中俄跨國貿易早期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華商群體——國際“倒爺”。通常，國際“倒爺”會帶著大包小包的貨物乘坐中俄國際列車進入俄羅斯。其間，列車每到一站，他們就將車窗打開與前來換貨的俄羅斯人進行交易，這樣便形成了中俄跨國貿易史上較為特殊的“站臺貿易”。早期的赴俄華商自身并沒有組織，大都三五成群，其從業者較為多元，有學生、商人、無業者等。他們來了又走，走了又回，并將在俄所見所聞分享給國內親朋好友。于是，“去俄羅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掙一輛奔馳”之類極其夸張的說法隨之傳播開來，吸引了更多中國商人赴俄淘金。

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于“站臺貿易”不僅較為嚴重影響了火車的正常行駛與站臺秩序，還對當地經濟發展產生較大負面影響，不久便被俄方取締。隨后，華商逐漸從俄羅斯各地的火車站進入城市中心，開始在各類市場中擺地攤、租攤位，從事小商品批發與零售生意。隨著時間的推移，華商也因籍貫與從事行業的不同形成了許多小群體，如主營鞋包、服飾等生意的浙江商人，做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從事家電、五金等買賣的東北商人等。本研究重點以經營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為考察對象。之所以選擇這一群體，是因為汽配零售與批發行業是在俄華商所涉足的重要商業領域之一，其從業人員眾多，所占市場比重較大。而在眾多從事汽配生意的華商中，又以山西籍商人為主，其地域性和行業性特點表現得較為充分。以小見大，通過他們的成長發展，可以窺視在俄華人商業企業及其發展問題。

與絕大多數在俄華商一樣，早期從事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也是以零售與批發生意為主業。位于伊爾庫茨克市區富蘭克大街的法蘭杜那市場（俗稱老市場，俄語為ФортунаГранд）與西北近郊車里雅賓客街的中國城區域批發零售中心（Китай-город），是其主要活動場所。最初，在市場上做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只有十幾人，后來達300多人，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擴展經營領域，形成了其特有的商業形態與經營模式。

（一）經營領域及其行業分化

早期在市場中從事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大都依托俗稱為“瓦罐”的商鋪開展零售業務。盡管他們既沒有多少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本，也沒有形成一套較為成熟的經營理念，但由于中俄兩國物價的巨大差異與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性，仍然可以在跨國經營中獲得較為豐厚的利潤，并在短時間內積累起可觀的財富。隨著從事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數量不斷增多，加之同質化的經營領域，導致整個汽配市場趨于飽和，利潤空間不斷下降。在此背景下，山西商人之間也在主打產品、銷售品類等方面進行了差異化管理。比如，在后續赴俄的商人中，有的繼續做著汽配零售生意，有的則開了輪胎專營店，或者賣起了底盤件、發動機件等。與此同時，一些商人開始根據市場需求選擇從事其他生意，如五金工具零售、家用電器專賣等。此外，華商群體的逐漸壯大與族裔市場需求的不斷發展，也催生了諸如盧布兌換、貨運代理、超市和飯館等服務性行業。這樣，山西商人逐漸形成了以汽配零售與批發行業為核心，以貨幣兌換、物流運輸、貨運代理等為輔助，家電零售、餐飲、超市等其他行業相配套的行業結構體系。

（二）以“強關系”為主導的商業網絡及其經營策略

結合調查可知，基于家族、宗族、鄉親等“強關系”建立起來的商業網絡，是山西商人開展市場經營的重要資源與工具。由于早期的實體零售生意并不需要投入過多的人力資源，加之受中俄跨國貿易中市場環境的影響，初入俄羅斯打拼的山西商人大都采取了家庭手工作坊式經營，即由兄弟或夫妻合伙一起開店，丈夫或兄弟做老板，妻子或另一個兄弟做會計兼出納，至多再雇傭幾個老鄉當小工。在這種非親即故的人際關系背景下，雇工可以為老板提供廉價勞動力，老板則為雇工提供工作、教給他們安身立命的技術，并在他們希望自立門戶時幫著尋找合適的店面，賒借店鋪產品，提供資金支持等等。由此，“做雇工”與“當老板”形成了相互支持和彼此需要的互惠關系，兩者共同構成了相對封閉且獨立的族裔勞務市場，進而支撐起商人群體的經濟活動。除在個體店鋪中實行家庭手工作坊式經營之外，整個商人群體形成了所謂的“同鄉同業”商業策略，即“來自同一個地方的一群人從事著相同行業”的經濟現象。在“共同致富”目標的驅動下，群體成員之間在勞動力、貨源組織、商品售價等方面，共享市場信息，互通有無。這些做法既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和維護他們在市場競爭中的整體商業利益，也能穩步擴大在跨國族裔競爭中的市場占有份額。

這樣，憑借以“強關系”為主導的商業網絡與群體特有經營策略，山西商人的經營活動逐漸從無序走向有序，從草創走向成熟。發展到21世紀第一個10年，他們逐漸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并占據優勢地位，不僅占據了當地汽配市場中近7成份額，在中俄之間建立起一套“進—銷—存”的跨國式商業網絡，而且發展成為中俄跨國貿易市場中實力強勁的一支華商隊伍。

二、父業子承：在俄華商企業的代際承繼及其時代表現

隨著時代的發展，華商子代逐漸成長起來并進入職場。調查發現，大多數年輕人仍選擇“子承父業”，繼續留在族裔勞務市場就業創業。他們或是直接接手自家店鋪生意，或是在家族企業擔任部門經理或其他重要職位，并憑借著以“強關系”為主導的商業網絡開展商業活動。就其經營領域而言，既有繼承與延續其父輩行業，如從事汽修、汽配、物流運輸等生意，也有在原有經營領域中開拓新領域，如拓展汽修、貨代等業務。不過，與父輩的傳統零售模式相比，年輕人已不再滿足于只做線下實體生意，而是開始探索線上線下相結合的銷售方式，進而不斷開拓更大的市場發展空間。就經營銷售模式而言，主要分為兩種。

（一）開網店搶占跨境電商市場

近年來，隨著中俄跨境電商市場的發展，以及俄羅斯國內電商行業的興起，很多年輕人開始在俄羅斯各大電商平臺開設網店，做起電商生意。CJJ是商人子代中較早從事線上銷售生意的商人之一，他介紹了自己電商生意的成長之路：

父母他們是“老古板”，一直做實體生意。網購剛發展起來那會兒，眼看著同齡人開網店很賺錢，自己卻干著急。接手了家族生意后，我馬上轉型做起了跨境電商，在OZON（俄羅斯本土電商平臺）與速賣通（淘寶國際版）都開了網店。幾年下來，不僅擁有了穩定的客戶群體，日常銷量還翻了好幾番。

由于早年活躍于中俄跨國市場中的老一輩商人大都年事已高，對新的銷售模式不感興趣，使得活躍于跨境電商市場中的商人主要是那些有過線上銷售經驗的商人或是頭腦比較靈活的華商子代。與偌大的消費市場相比，從事電商生意的商人規模和數量相對較少，整個電商市場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在此背景下，山西商人群體中的年輕人便抓住了俄羅斯電商行業迅速發展的歷史機遇，迅速搶占了跨境電商市場，闖出了一片屬于自己的新天地。

根據對從事跨境電商的山西商人的調查可知，與線下實體經營相比，線上網店銷售有幾個明顯優勢。首先，線上銷售受時間、空間的限制較小，靈活度與自由度較高。線上網店能夠做到24小時營業，顧客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選購商品。此外，在OZON和速賣通等電商平臺上發布的商品直接面向整個俄羅斯乃至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終端客戶，年輕人完全可以做到足不出戶就與世界各地的客戶做生意。其次，經營實體店鋪，除了要交納房租之外，店鋪的裝修、物業管理、水電等事項加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與之相比，經營網店可以省下房租、水電等開銷，從而降低商品售價。

當然，經營好一家網店也絕非易事。比如，在銷售方面，線上網店要制定適合的經營策略與發展規劃。以OZON平臺為例。如果用“汽車尾燈”為關鍵詞在平臺進行搜索，首頁顯示出來的，往往是銷量最好、評論最多的幾家乃至十幾家店鋪的產品。如果一家店鋪綜合排名比較靠后，其產品很難被顧客看到，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經營者要想辦法增加其店鋪綜合排名及其產品曝光度。為此，訪談對象CJJ花費大量精力去主推店鋪中競爭優勢比較大的“輪胎”與“汽車底盤件”兩類產品，試圖以此來帶動整個店鋪的客流量、銷量。同時，訪談對象CJJ還設立“新人禮金券”“消費累積券”“會員打折福利卡”等店鋪福利，并在俄羅斯多個法定節日推出優惠滿減活動，通過多讓利方式來吸引更多客戶。在成本與投入方面，經營網店也需要進行店鋪裝修、維護、推廣和宣傳等工作。訪談對象CJJ告訴筆者，自己網店的頭像和背景均是請別人專門設計的，僅此一項就花了2000多塊錢。而為了讓更多人能夠看到自家網店的產品，他還做了日常推廣與宣傳業務，每個月要花費幾千到幾萬塊錢不等。此外，從網店的線上申請到日常運營，都需要從業者具備一定的俄語交際能力，特別是在與顧客溝通環節上，對俄語讀寫能力要求較高。上述種種都提高了線上銷售的準入門檻。

（二）朋友圈賣貨、“直播+賣貨”等營銷方式不斷推出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與移動通訊等技術的不斷發展，華商子代營商者開始通過微信朋友圈與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進行線上賣貨。調查時，從事“直播賣貨”生意較為成功的“90后”商人DNN回憶了自己的創業經歷：

我是上大學的時候來伊爾庫茨克的。本著為父母減輕負擔的想法，選了俄語專業。讀大三的時候，國內互聯網短視頻平臺逐漸發展起來，我跟幾個同齡的朋友就合計做直播生意，向國內市場銷售俄羅斯的食品、工藝品、日用百貨等。正好趕上了好時候，直播間生意一直不錯，到現在已經有6年了。

從其講述中可以看出，與過去老一輩華商不同，華商子代不是將國內商品販運到俄羅斯銷售，而是將俄羅斯的商品、百貨返銷到中國市場，從而拓展了一種新的跨國營銷模式。結合訪談內容可知，在具體經營過程中，幾個年輕人實際形成了較為清晰的分工：其中一人負責直播策劃、設備調整以及賬號日常運營，一人負責具體的直播工作，另外兩人負責組織貨源、線下發貨等事宜。當然，為了提高直播間的名氣，他們會選用一些激發大眾好奇心的文案做直播話題，譬如“俄羅斯人每天都要吃的兩個東西”“這才是俄羅斯人最喜歡的食品”等。在直播過程中，他們會不定時發放限時專享紅包，推出前500名顧客享受8.9折優惠等福利活動，以吸引更多的客戶群體。即便在不直播時，他們也會定時更新賬號動態，主要介紹俄羅斯文化的情景小劇、新品介紹、收發貨物情況等，維持賬戶的日常曝光度。

無論是從事跨境電商生意，還是做直播賣貨，“子承父業”的年輕人之所以能夠開拓新的經營模式或新業態，進而不斷為家族商業企業發展注入新活力，源于他們具備了幾個先決條件：首先是華商群體的前期積累。經過多年努力，在俄華商已擁有一條“運輸—銷售—存儲”的跨國產業鏈，進而為子代成員的經營活動提供可資利用的關系網絡與社會資源。其次，隨著國內互聯網與移動通訊等數字媒介技術的發展，眾多直播、短視頻平臺也大量涌現，為在俄華商由線下零售轉為線上銷售提供大環境支持。再次，中俄跨境電商市場的發展與中俄兩國經貿合作的深化，為新生代年輕人開拓新業態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條件保障。特別是近年來，中俄兩國簽署了多項助力跨境電商的合作協議，不斷加大對電商的財政支持力度，推動“互聯網+互市貿易”與“互聯網+邊民創業”等邊境貿易新業態不斷發展。在此背景下，諸如訪談對象DNN這樣，一邊開網店一邊做實體生意的華商子代越來越多，“虛擬空間”已然成為他們跨國經營的新渠道。

三、另起爐灶：在俄華商企業的代際發展及其新趨向

通過對華商子代發展情況的調查可知，較之父輩，他們中有很多人已經或正在跳出“舒適圈”，選擇前往社會勞務大市場自主擇業，如從事跨境旅游、木材加工等生意，從而完成了從族裔勞務市場向群體外部勞務大市場的代際跨越式發展。大致而言，有以下兩種情況。

（一）“一只腳在里面，一只腳邁向外面”

具體而言，他們大都在全新的商業領域中實現了自主創業，或是與老鄉、朋友合伙創辦公司，或是在同學、朋友公司中擔任要職，其所涉及的商業領域包括跨境旅游、物流運輸、雙語翻譯等。但在華商子代的創業過程中，父輩及其群體內部“強關系”關系網絡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調查對象DSF就是華商子代中自主創業發展較為成功的一位。目前，他與幾個老鄉合伙，在伊爾庫茨克經營著一家中型跨國旅游公司，主要開發“伊爾庫茨克—滿洲里—哈爾濱—北京”的旅游業務。調查時，他向筆者談起了自主創業的緣由：

我是讀大學的時候來伊爾庫茨克的。那會（2010年左右）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來旅游的中國人，我自己也有過數次被咱們中國人拉著問路或充當翻譯的經歷。大學放假的時候，我索性去兼職做導游賺點零花錢了。后來發現旅游行業很賺錢，就萌生了要自己創業的打算。

結合個案可知，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俄跨國旅游行業迅速發展，伊爾庫茨克市及其附近的貝加爾湖逐漸成為中國游客光顧的熱門景點之一。數據顯示，自2010年以來，中國已成為伊爾庫茨克州最大的外國游客來源國，占該州接待外國游客總量的三分之二。2017年，有13.57萬人次中國游客到訪伊爾庫茨克州和貝加爾湖，占抵達該地區外國公民總數的64.3%。由于伊爾庫茨克州旅游基礎設施較為薄弱，尚不能滿足人數眾多的中國游客的出行需求。加之，大多數中國游客的俄語交際能力較差，對當地的法律法規、文化習俗了解相對欠缺。于是，很多在線中國商人從中發現了商機，做起“地接社”“車行”等生意。

當然，華商子代選擇進入新的商業領域自主創業，自然也少不了父輩的支持與幫助。訪談對象DSF回憶了父輩對自己創辦旅游公司的支持和幫助：

剛開公司時，我們幾個年輕人什么也不懂。從租賃辦公地址到找國內旅行社合作，都是家里人幫著弄的。公司主要是跟國內各大旅行社合作，共同開發從俄羅斯到中國的旅游項目，很多客戶也是老鄉幫忙介紹的。

正是靠著父輩積累下的人脈與資源，訪談對象DSF得以與哈爾濱、沈陽等地的旅行社建立合作關系，共同開發“伊爾庫茨克—滿洲里—哈爾濱—北京”中俄跨國游項目。不過，隨著生意的發展，華商新一代也結交了新的生意伙伴，建立起新的商業關系網絡，并用實際行動“反哺”所在的商人群體。據訪談對象DSF介紹，在接到國內旅游團的時候，他還會幫忙給老鄉們介紹生意。比如，旅行團通常會選擇入住老鄉開的民宿，或是到老鄉開的商鋪選購物品，這樣不僅可以獲得一定的折扣或優惠，還可以達到互利共贏的效果。

（二）到外部勞務大市場開拓新領域

華商子代部分年輕人真正做到了“另起爐灶”，選擇到群體外部勞務大市場中開拓新領域。這些年輕人所從事的行業與其父輩職業截然不同，父輩所積累下來的社會資源對年輕人的職業發展作用相對有限，他們大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闖出一條不同的道路。調研時，曾對筆者提供過幫助的DWZ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他回憶了自己的成長經歷：

我跟大多數同齡人的經歷是一樣的，也是在十五六歲時來了俄羅斯。在父母的建議下，我在伊爾庫茨克這邊讀了大學。不過，我對汽配生意并不感冒，也不想去接手家里的店鋪。大學畢業后，獨自一人跑來莫斯科找了份工作，是市場營銷方面的，一直干到了現在。

從上述個案可知，華商子代多是在童年或少年時期跟隨父母赴俄，并在俄羅斯接受了高中、大學教育。由于受俄羅斯文化與學校教育影響較大，他們更加注重個性發展與能動性發揮。步入社會之后，較之父輩，他們往往更傾向于到社會勞務大市場中闖蕩。就如訪談對象DWZ那樣，經過幾年努力，不但成了某跨國公司莫斯科分公司的部門經理，還交了一位俄羅斯女朋友，實現了事業與感情雙豐收。

此外，筆者注意到，也有少數華商子代選擇了“學而優則仕”這條路，他們中有的人當了律師，有的人做了醫生、教師。其中，作為“90后”新生代的DFF就是其中的典型個案，據他介紹：

我初中的時候，父母來了伊爾庫茨克這邊做生意。因為我自小能說會道，父母也有意識帶著去各種場合鍛煉，練就了好口才。上大學時，家里人都建議我去學法律，這樣能為咱們老鄉說點話，幫著處理些糾紛。大學畢業后，我就到當地的律所工作了，經常幫著華商處理一些商業和移民糾紛。

可見，中國傳統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精神導向與價值觀念，特別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等觀念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追求，并因此發展成為中國人恪守的集體意識。在此背景下，華商子代或新生代年輕人在父母及其家庭的影響下自然地走上“學而優則仕”之路，而這種選擇，不僅是個人謀求更高身份和地位的表現，更是其家庭向上流動的機會所在。

總之，華商子代到社會勞務大市場自主就業創業的成功案例，對其他年輕人而言，無疑具有相當大的激勵和示范效應。在調查中筆者發現，自從看到訪談對象DWZ入職跨國公司且發展不錯后，其家族中不少小輩也紛紛來到社會“大圈子”中闖蕩，他們有的與DWZ一樣在跨國公司上班，有的當了老師，有的則做了醫生。經由年輕人外出就業的方式，促使華商群體搭建起了串聯群體內部與遷入地社會的關系網絡，并借此不斷獲取新的市場信息、人脈關系、勞動力等資源，進而起到擴展華商群體生存發展空間的作用。

四、社會新氣象：華商企業代際承繼的影響

隨著山西商人子代或新生代的成長，他們不僅實現了“子承父業”，使家族生意更上一層樓，還以其特有的“闖勁”，投身于社會勞務大市場中自主擇業創業，不斷拓展華商的生存與發展空間。通過在俄華商群體的發展軌跡，特別是企業的代際承繼與發展，亦可看到在俄華商在社會關系與交往邏輯、經濟結構與經營模式，以及社會公共事務參與等方面的新氣象、新動能。

（一）社會交往關系的在地化調適

結合華商在俄羅斯的發展歷程可知，早期的市場經營活動中，華商群體最為重要的社會資源，是基于血緣、親緣、地緣等“強關系”構建起來的商業網絡，并以此建構起一個“擬傳統村落”性質的社會單元，其內部也形成了有別于其他群體的特有的運行邏輯、文化價值和行為規范。例如，在市場經營中，華商會更多考慮到人情因素，傾向于“酒桌上”談生意等。遇到困難時，他們也更傾向于通過親戚、朋友等“強關系”來解決問題。再如，在日常交往中，華商仍然保持著“內源性”的交際圈子，人情往來更多發生在群體內部成員之間，形成了區分對待“圈內人”與“圈外人”的處事方式與態度。在俄打拼10多年的華商LS這樣形容自家的人情往來：

大家都是老鄉，在同一個市場開店。誰家有什么事，互相之間都會相互幫忙的。像我家平日做了什么飯，都會叫老鄉一起來吃。誰家里有結婚辦事的，我們都會隨禮。反過來，我家孩子考大學的時候，別人也給我們隨禮了。

調查時，很多華商也反映，即便是在生意場上結識了一些伙伴，但是這種生意結識的關系很難帶到日常生活中來。訪談對象LS曾坦言，這么多年下來，自己也擁有幾個關系比較好的俄羅斯朋友，彼此之間時常會約著一起游玩，但是與他們交往時總是心里繃著一根弦，不像與老鄉之間那樣放得開。

而到華商子代或新生代年輕人時，情況則有了新的轉變。由于他們大多是在跨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長時間與不同文化人群接觸交往，并在此過程中不斷地為原有關系網絡中注入同鄉、同學、朋友、同行等“弱關系”，從而推動以“強關系”為主導的關系網絡，逐漸向以“強關系”為主、輔以“弱關系”的關系網絡轉變，并因此促使華商群體“擬村落”性質的社會交往關系進一步在地化。比如，在日常交往方面，華商子代積極拓展“外向型”人際交往圈子，主動參加在俄朋友、客戶、房東等不同人群舉辦的聚餐、派對等社交活動。華商子代跨國商人DSP就是這樣的例子。據了解，他與幾個俄羅斯朋友合伙，在OZON平臺上經營著一家大型汽配用具零售店。幾個年輕人不僅是生意場上的合作伙伴，還是現實生活中的好朋友。平日，他們經常會帶上妻子兒女聚在一起開派對、聚餐，這周去你家做客，下周來他家相聚。通過舉辦聚餐、派對等方式，既可以溝通感情，鞏固和發展友好關系，還能夠增加對雙方文化的理解與認同。而在交往過程中，華商子代也獲得了新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并以此不斷加深華商群體的在地化程度。

（二）經濟結構與經營模式的多元化發展

經過20多年的發展，從事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從最初在市場擺地攤，以從事零售與批發生意為生，逐漸發展到創辦跨國公司、在俄投資建廠，積極涉足旅游服務、農副產品、物流運輸等行業，并在多個行業、領域中綻放活力，其經濟結構不斷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在此期間，許多山西商人逐漸在中俄之間建立起“運輸—銷售—存儲”的跨國式雙向產業鏈條。同時，構成產業鏈條上的各個環節之間功能各異、分工明確，彼此相依相存，共同支撐起山西商人群體的跨國商業實踐。

當然，隨著跨國商業實踐的快速發展，也促使新的經營理念與管理方式不斷出現。早期支撐起華商群體經濟實踐的基礎是家庭經營與“同鄉同業”策略，這種策略在早期經營、管理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一方面，店鋪的所有權和經營權高度統一，在經營上沒有外人參與，能夠對市場變化作出迅速反應并果斷決策。同時，一家人不存在信任問題，可以在記賬時不用那么清楚。另一方面，家庭式營商的好處是家庭成員各盡其能，從而減少了對雇工的需求量。就算需要雇傭工人，老板與雇工也大都身兼數職，既是銷售員，又當裝卸工，從而降低勞動成本。

而隨著華商子代的成長，較之父輩，他們更具創新精神和開拓意識。在市場經營時，他們更加主動地吸納社會資本，轉變經營管理方式，通過創辦旅游公司、國際物流公司，進而推動傳統家庭式經營方式逐步向現代企業制度過渡。與此同時，即便是那些選擇“子承父業”的華商子代也在不斷更新經營理念，開辟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跨國經營新模式，積極參與跨國市場競爭，不斷擴展群體的商業發展空間。

（三）社會公共事務參與度的顯著提高

調查發現，由于受俄羅斯國內政策、華商身份以及主觀意愿等多種因素影響，第一代山西商人大都很難在俄羅斯真正扎下根來，只是把俄羅斯作為淘金之地而非長居之所。很多在俄羅斯居住并生活了10多年的山西商人普遍反映，“自己不得不就像候鳥一樣，在中俄之間不斷地飛來飛去，說不定哪一天就離開了。”在此背景下，大多數華商將主要精力放在市場經營活動中，過著兩點一線的單調生活，很少去管其他“閑事”。再加上商人跨國經營與社會網絡的深度嵌入關系，導致他們的人際交往更多發生在群體內部而非族際之間，更不用說參與遷入地社會公共事務活動了。

較之父輩，華商子代對參與當地社會公共事務表現得相當積極，他們更加主動地參與到遷入地的各類社會生活中，并因此加深了華商群體與地方社會的嵌入程度。訪談對象LF就是年輕人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代表。LF是LS的兒子，LS是較早遷入伊爾庫茨克市場打拼的汽配商人，目前經營著一家汽配店與兩家木材加工廠。LF高中畢業后遷來伊爾庫茨克。在當地讀完大學后，他也選擇了“子承父業”。在經營木材生意的同時，他也積極參與當地的社會公共事務，特別是處理華人移民事務。

我家是做木材生意的，總是與當地稅務、土地、交通等部門打交道。打交道的對象多了，認識的朋友自然也多。我這個人性格比較外向，也愿意搞社交。這邊的華商協會看我比較擅長交際，加上家里人都在俄羅斯做買賣，索性吸納我進了商會做干事，負責商會的外聯活動。

訪談時筆者也注意到，像LF這樣較為熱心且有交際能力的年輕人，在華商子代中并不少見，他們大都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到地方公共活動中，自發成立或加入各類華人社團，在推動當地華人群體與主流社會互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當遇到一些難以解決且官方不便出面的問題時，華商子代年輕人及所在的華人社團便可以通過非正式途徑妥善處理，充當華商與當地社會溝通交流的媒介。這些做法不僅為華商營造了良好的群體形象，也推動了華商群體的在地化調適，為其今后的發展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五、結語

通過對跨國經營背景下在俄華商企業的代際承繼與發展問題進行考察，可以看出，華商企業在父與子兩代人之間，經歷了明顯的代際承繼與向上流動的過程，并呈現出一種由族裔內部勞務市場就業創業，向外部勞務大市場擇業發展的新趨向。這種代際承繼、拓展與變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俄華商群體及其社會發展的新動向。30多年來，在俄華商從無序到有序，從草創到成熟，在多個行業、領域中展現活力。在此期間，他們實現了從農民到跨國商人乃至跨國企業家的身份與階層蛻變，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為俄羅斯當地社會的經濟發展不斷注入活力，并努力參與到當地社會公共事務中，積極營造良好的中國商人新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在俄華商、特別是華商子代在商業領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必須看到，大多數在俄華商的跨國行動是以草根為主的底層遷移與就業模式，絕大多數在俄華商仍從事著低附加值、依靠廉價勞動力的行業，支撐起商業實踐的底層結構，仍是家庭經營與“同鄉同業”策略。加之，俄羅斯并非傳統移民國家，對外來移民群體持“有限寬容”政策，這在某種程度上不僅導致了大多數在俄華商仍處于“跨國旅居”狀態，也使得華商群體及其社會組織尚處于成長發育狀態中，具有很大的變數和不可預知性。因此，未來的發展挑戰與機遇并存，在俄華人華商新移民群體及其社會的健康成長，離不開中俄兩國政府與民間積極不懈的共同推動與支持。

摘自：孫曉晨：《俄羅斯華商企業的代際承繼與發展——以伊爾庫茨克市的山西商人企業為個案》，《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