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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陳嘉庚誕辰150周年專題】陳嘉庚對戰時教育統制的批判與抗爭——以1941年南洋僑師設立糾紛為中心

2024年11月28日14:49 來源：中國僑聯

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畢生奉行“教育不振則實業不興”的理念，他身居異邦、不忘桑梓，一面在南洋締造出龐大的橡膠王國，一面為集美學村和廈門大學的建設傾注無數心血。1938年5月，閩粵僑鄉相繼失陷，年逾花甲的陳嘉庚在新加坡組織“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勸輸巨室，勉勵同胞，為祖國抗戰提供人力、物力、財力全方位的支援。1940年3月，陳嘉庚率慰勞團歸國考察，他的足跡遍及大后方的重要城鎮。通過近距離觀察國統區與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氣象面貌，陳嘉庚不禁生發“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之喟嘆。如果說“救鄉運動”反映的是陳嘉庚對國民黨地方官員治理能力的不信任，那么1941年南洋華僑師范的設立糾紛，則顯示他同重慶中央政府無論教育理念抑或社會愿景皆存在著深刻分歧。

囿于一手文獻的匱乏，過往以陳嘉庚教育實踐和南洋華僑教育為對象的研究，對新加坡南洋華僑師范誕生的曲折歷程著墨不多，且每每論及該校與福建長汀“國立第一僑師”之關系，常呈現一種語焉不詳的書寫狀態。有鑒于此，本文主要運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臺北“國史館”所藏的官方文書，并參照當時的報紙雜志與事后的自傳回憶，還原陳嘉庚倡設國立華僑師范學校的初衷，再現“一黨訓政”的國民政府如何在海外進行教育統制，條分縷析“無黨無派”的陳嘉庚讓教育與政治松綁的思索與行動。

一、陳嘉庚倡設國立華僑師范學校的初衷

1940年11月28日，陳嘉庚的考察之旅漸近尾聲，他在貴陽致電重慶教育部，希望部長陳立夫以“國立”為名在閩、粵兩省各設一所華僑師范學校，栽培祖國“有志僑教”的青年，接納返鄉求學的僑生，紓解南洋華僑學校的“教師荒”現象。可見，陳嘉庚對這所學校的構想有著故土與僑居地的雙重考量，依循這一線索逐層分析，方能解釋熱衷于“獨立辦學”的陳嘉庚選擇“依托國立”的真實緣故。

（一）陳嘉庚心系故土的考量

陳嘉庚一向具有振興桑梓教育的夙愿。據陳嘉庚回憶，辛亥革命之際的福建教育十分落后，從該省薄弱的師范教育狀況即可略窺一斑。當時，全省唯一的公立師范設于福州，“求學者爭先恐后，每年招生二班八十名，多不公開招考，蓋官僚、教師及城內富人豪紳之子弟，早已登記占滿”，這群家境殷實的學生，平日里惰于修身精進，只求畢業文憑到手，對月薪僅二三十元的教師職業不屑一顧，致使閩省師資儲備嚴重不足。陳嘉庚在集美捐資興學，即遭遇“無師可用”的窘境，不得不遠赴文教昌盛的江浙地區延聘校長、教員。因此，他對“師范學校”之于閩省教育前途的意義有著真切體會，“余常到諸鄉村，見十余歲兒童成群游戲，多有裸體者，幾將回復上古野蠻狀態，觸目驚心，弗能自已。默念待力能辦到，當先辦師范學校，收閩南貧寒子弟才志相當者，加以訓練，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頹風”。不難發現，陳嘉庚對囊篋蕭條的寒門學子極為青睞，原因是他們比普通人更加珍惜“學、膳、宿、書”各費優免的待遇，以三尺講臺為唯一志業，肩負起啟迪民智、改良民生的重任。于是，陳嘉庚在與陳立夫后續的通信中，格外強調國立華僑師范應選址僻處閩南的漳州、泉州，才能發揮立竿見影之效。

再者是陳儀對閩省私立師范的遏制。1934年福建事變后，陳儀主政閩省。他認為師范教育的辦學權力不宜下放給私立學校，遂以教學水平參差不齊為由，關停了除集美學校以外的所有私立師范。可是，政府“教育統制”的成績卻乏善可陳，“統歸省辦，迄今五六年，僅在永安成立普通師范一校，學生八百名而已，五年畢業，每年不過一百五六十名，十年亦不過一千余名，供不應求，不知將如何分配”，令熱心桑梓的民眾徒增齒寒。1936年冬，集美男、女、幼稚師范亦被省府劃入“禁止”之列，陳嘉庚多次函電教育部據理力爭，才獲準每年招收一個班級的師范生。對于這樣的結果，陳嘉庚表示“此乃敷衍了事，余實無限憤慨”，因為集美學校“造就師資以供給省內及南洋等處需要”，其停辦對南洋華僑教育的沖擊至深且鉅。1940年，陳嘉庚訪問重慶時，聽聞陳儀計劃成立福建大學，正游說教育部將建制完善的廈門大學（1937年已改為國立）并入其中。是以，陳嘉庚認為“視閩人如奴隸，不欲造就閩人”的陳儀是阻礙閩省教育長足發展的關鍵因素，如何挽救向隅而泣的有志貧生，如何修復支離破碎的教育布局，皆須在“浙人治閩”的桎梏之外尋找方案。

（二）陳嘉庚情牽僑居地的考量

首先是華僑與祖國的情感紐帶亟待鞏固。南洋華僑在暹羅者人數最眾（約500萬），其次為英屬馬來亞（約230萬），再次為荷屬東印度（約160萬）。20世紀初，南洋各地的華文學校寥寥無幾，渴望求學的僑生在外語學校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約束，“若英屬雖設有英文校，所讀所教只能備英人使役而已，不但無專門或大學，便是相當中等學校亦難得。若荷印文學校，則不許從祖國來之華僑子弟入學。暹羅則須讀簡單暹文”。長此以往，對母語和母國文化一無所知的華僑子弟極易被西方殖民者或東南亞土著同化。而新加坡的華文學堂，雖因財力雄厚的同鄉組織蔚為大觀，可各校的界域意識殊為嚴重，“廣府有養正，客家有應新、啟發，潮州有端蒙，福建有道南，瓊州有育英”，普遍將異幫子弟拒之門外。為使“英荷各埠、閩粵各幫無論貧富之子弟概得就近肄業”，陳嘉庚在星洲努力宣傳“華僑團結”的價值觀。自1918年始，陸續創辦南洋華僑男、女中學及愛同、崇福等小學。得益于集美學校培養的優質師資，英屬馬來亞的華文學校不必再向京、滬遠聘，均用熟悉而親切的“家鄉面孔”。難能可貴的是，南洋華校特別重視國語教學，相比國內甚至猶有過之，“現下南洋國語到處可以流通，較之祖國某省學校，尚有用方言教授者大不同矣”。迫于形勢，殖民地的外語學校亦稍微放松了對僑生的教育限制，于教材內增添了不少中文課文。

其次是南洋殖民當局對華僑學校的箝制。南洋華校雖然一度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但這種現象的背后卻暗含隱憂。因為祖國政府對華僑教育向來是有心無力，聽憑南洋華校自生自滅，從不給予監督或指導，“雖然教育部在過去曾有華僑教育委員會之設立，而現時僑務委員會又有僑民教育處的設置，但對于華僑教育，實際上仍沒有密切的關系”。同時，中國駐外的領事官們亦多碌碌無為，在南洋僑教危機中不能折沖樽俎，維護那些依法向國內教育部注冊的華文學校。暹羅自親日派執政后，對華僑的態度急轉直下，厲行“教育同化”，先嚴禁僑校使用中文課本，后強迫僑生轉入暹校，“華僑子弟在華人所辦的學校內不能多讀中國文，這種華僑教育何能不算是一天一天向死亡的道路上跑呢？”然而，國民政府對海外“教育主權”的丟失無動于衷，這無疑使英、荷殖民當局箝制華文學校更加有恃無恐，其連鎖反應即為僑生與祖國的情感日益疏離。陳嘉庚在星洲募集抗戰義款時，就有名粵籍僑生，家財萬貫卻一毛不拔，“彼在各埠有藥材行，風聞有人倡議抵制，不得已捐出一元”；衛生部征攬醫生回國救死扶傷，“馬來亞僑生，在香港及新加坡醫學校卒業者頗夥”，盡管薪酬加增數倍，卻始終無人問津，陳嘉庚不禁扼腕道，“有此不幸皆由未受祖國文化所致”。

（三）影響陳嘉庚選擇的現實契機

戰時普及國民教育需要大量師資。1940年3月，與“新縣制”相配套的《國民教育實施綱領》頒行，教育部長陳立夫計劃在五年內實現全國普及教育，要求每鄉（鎮）設立中心學校，每保設立國民學校，這兩種學校均包括兒童、婦女、成人三部分，“使失學民眾補習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陳嘉庚推算，閩省人口近一千三百萬，每甲十戶，每戶五人，每保一百戶，即五百人，共計二萬五千多保，即便在五年計劃的第一期（1940年8月至1943年7月）“至少每三保成立國民學校一所”，也須建成八千多所學校，每校“至少須有普通師范畢業生任校長及教師者二人”，那么僅福建一省，就需要超過二萬名師范生。反觀現實，“僅僅閩南泉屬五縣，便缺少教師一千五百人，原因是舊有的教員，為了生活不足維持，有的改了行，有的甚至做苦工去，因為苦工雖苦，收入卻比教師多了幾倍”，且全省唯一的師范每年畢業僅百余人，“只足以補現有各校教師之改途或死亡者，而逐年增設新校，則全無教師可以應付矣”。這恰恰為陳嘉庚在家鄉再造師范教育、對抗陳儀的“統歸省辦”提供了絕佳契機。

綜上所述，對陳嘉庚來說，故土與僑居地唇齒相依，故土教育之良窳，關系僑居地文化之興衰。如今陳儀遏制閩省私立師范導致故土民智遲遲未開，南洋殖民當局箝制華僑學校引發華僑祖國認同危機，唯有巧妙地搭上普及國民教育政策的順風車，依靠“國立”之名創辦嶄新的華僑師范，以教育為能量流，故土與僑居地華僑教育的面貌方可煥然一新。故陳嘉庚在函電中直言“最切之求，在以國立名義出之，免受省府支配”，蓋冠以“國立”名號，不僅能避免省府對該校教育自主的野蠻干預，還能以此為肇端，潛移默化地改善桑梓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氛圍。

二、重慶國民政府對南洋華僑師范的拒阻

（一）國民政府對陳嘉庚“僑師倡議”的虛與委蛇

1940年12月，僑民教育設計委員會（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及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選派代表組成）審議陳嘉庚的函電，認為覆函要明白無誤地傳達以下三點信息：其一，教育部一直關心海外僑胞的教育情況，在“卅年度工作計劃”已擬訂“僑民師范學校及師資訓練所”的辦理方案；其二，華僑師范的招生對象“不必以閩粵兩省為限”；其三，華僑師范不僅設于國內，更應設于海外，只是后者“不必居國立之名”。筆者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覓得陳立夫《元月八日覆函》的草稿，發現字里行間涂抹與補注之處甚多。對照陳嘉庚披露于《南洋商報》的通信原文，筆者認為該函稿實則顯示了教育部對華僑師范“未來走向”的真實想法：

“設校地點及所招學生，擬不以閩粵兩省為限，先在國內適當地點籌設國立僑民師范學校一所，其開辦經費由部酌撥十五萬元，至其經常費，仍須由臺端與南僑總會商洽籌措，每年仍需卅六萬元【其開辦費及經常費，由部籌撥】。同時并擬在馬來半島設一僑民師范學校，以招收僑生及閩粵兩省學生；為適合海外之環境，此校似可不必居國立之名【由本部籌辦，而不居國立之名】，請由臺端與僑界名人組織校董會，以董理大事。【經費除一部分系開辦費，由本部酌撥國幣五萬之外】其經臨各費，須就地籌措【，而辦理人員則可由本部擇尤派往】。”

首先，在閩粵僑鄉之外擇地設校，表面上似乎是擔心師生們“拉幫結派”，不利于團結，實際上，陳立夫是力圖規避陳嘉庚與福建省政府的摩擦：一方面，省主席陳儀（紹興人）、第100軍軍長陳琪（諸暨人）、省黨部主任委員陳肇英（浦江人）和自己（吳興人）有同鄉之誼，皆為深受蔣介石信任與器重的浙江籍官員，陳嘉庚在1940年11月曾向重慶連呈數電，彈劾“三陳”，終不了了之，故不值得為陳嘉庚的教育理想損害同僚間的互惠關系；另一方面，陳嘉庚是南洋華僑領袖，愛國精神見重寰宇，“華僑捐款及公債，抗戰迄茲，近一萬萬元……對戰費幾負擔三分之一”，教育部欲在戰時有所作為，勢必要與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保持良好關系，從而為大后方的教育建設招徠經費。

其次，陳立夫考慮到南洋外交錯綜復雜，在境外以“國立”之名辦學，殊為冒險。若能借助陳嘉庚的人脈與聲望，在馬來亞開展符合三民主義精神的師范教育，則再好不過。所以，不妨將陳嘉庚推至臺前，邀集僑界名人組織校董會，負責籌措“經臨各費”，而學校的教育目標、教學人員和教材內容須由幕后的教育部一錘定音。于是，“此校似可不必居國立之名”與“辦理人員則可由本部擇尤派往”，一表一里，環環相扣，為重慶國民政府在海外施行“以黨治校”鋪墊道路。后來，《星洲日報》的一篇社論，在質疑陳嘉庚“私辦”南洋僑師的合法性時，亦道出了陳立夫的弦外之音，“所以不居國立之名者，因本坡為英國之殖民地；所以必由教部派員主持者，因師范教育為政府所絕對統制者。以避名而就實，立意至佳，辦法至妥。”

最后，關于國內、海外兩所華僑師范的“教育部補助”，陳立夫不僅將初始提案的具體數目悉數刪除，還刻意調整了兩校的撥款方式，宣稱“國立”華僑師范的開辦費及經常費將由政府全額負擔。誠然，這一承諾的確在短時間里凝聚起人們對教育部“惠僑興教”的好感，但它模棱兩可的表述亦具有強大的反噬作用，一旦將來無法據實兌現，戰時教育統制的正當性亦會隨之動搖。

1941年2月，已返回新加坡的陳嘉庚再度致電教育部，重申閩粵僑鄉才是華僑師范的最佳落腳地，否則該教育事業注定事倍功半，“畢業生要來南洋擔任教師，尤須在南洋有親戚朋友，可供短期食宿并任介紹，閩粵學生得之自較容易；若校址設在他省，學生多他省籍，南洋親友無多，當然未便冒昧南來，要待受聘始來，則機會甚少，欲株守家園以待，則生活難免恐慌……閩粵學生路途遙遠，往讀不便，貧苦學生一年數次往來，旅費亦不易措備。”至于在馬來半島另設一所華僑師范，陳嘉庚對此首肯心折，表示將在3月29日（黃花崗起義紀念日）南僑總會二屆大會上，呼吁各地籌賑會為該校浥注資金。

不料大會開幕前夕，陳嘉庚于3月25日接到陳立夫來信，被告知“一月廿一日僑民教育設計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議決：海外設置僑民師范學校事，以時局關系，暫緩”。原來，陳嘉庚在緬甸仰光、馬來亞檳城等處福建會館痛斥“陳儀禍閩”苛政，引起南洋僑界強烈反響，令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吳鐵城和外交部駐新加坡總領事高凌百如芒在背、坐立難安。B1940年8月，吳鐵城打著“宣慰僑胞”的旗號來南洋指導黨務，除了將國民黨員安插于華文中學執教外，他還企圖利用報社操縱社會輿論，派童行白赴菲律賓馬尼拉主持《新閩日報》、莊心在赴馬來亞檳城主持《光華日報》、祝秀俠赴印尼吧城主持《天聲日報》。在吳鐵城看來，陳嘉庚“倒陳救閩”的言行無疑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倘若放任他“摭拾流言”、“誹謗中樞”，那么海外華僑對三民主義的信仰、對國民黨“公開活動”的擁護必將日益渙散。

顯然，僑民教育設計委員會1940年12月的決議，系“尚未知陳氏與陜北接近，最初頗有借重之意”，1941年1月宣布項目暫緩，系聽從中央海外部及外交部的建議，不愿將華僑師范委托“思想危險”之人。陳嘉庚聯想到云南保山華僑中學“為教部直轄”，開學三月僅上課一月，教師竟用方言講授，眾僑生“誤信此中學宣傳如何完善”，欲歸不得，不禁擔心國內的華僑師范是否同樣令人失望。于是，被國民政府“怙惡諱疾”之舉深深刺痛后，陳嘉庚徹底打消了依托“國立”之名興辦僑師的念頭，決定在新加坡以南洋華僑之資獨立建成南洋僑師。

（二）國民政府對陳嘉庚及南洋僑師的羅織構陷

不過，南洋華僑也并非鐵板一塊，南洋僑師的籌備訊息甫一登報，惠州人陳宗嶽（陳炯明主政廣東時，曾任粵省教育委員長）即率先發難。他直截了當地用“僭越”一詞，指責“華僑私辦師范學校”違背公序良俗，“師范教育原為國家之‘禁臠’，例不容他人染指，即愿為‘代庖’，亦須先得政府之許可”，值此國難方殷之際，僑民尤應遵守政府法度，不可執著于私利，使華僑教育偏離正軌。同時，他還大膽預言，孤懸海外的南洋僑師將與陳嘉庚“親近祖國”的關切南轅北轍，“僑生如要接受祖國文化，只輸以學校之書本教育，其為效固微乎其微，以僑生未足履祖國者教僑生，欲其領受祖國最上等之社會遺產，亦恐如癡人說夢矣”。這篇措辭嚴厲的社論對國民黨政權來說，可謂意外收獲。僑民教育設計委員會覺知，要以國家“教育法令”及“教育原則”為立論點，在馬來半島的華文報壇掀起一場削弱南洋僑師“合法性”的輿論戰：一方面，積極拉攏《星洲日報》的創始人胡文虎（陳嘉庚的商業競爭對手），在新加坡宣傳國家統制師范教育的正當性，亦將長汀國立僑民師范及江津國立第二華僑中學的籌備近況廣而告之，以正視聽；另一方面，把陳嘉庚興辦僑師的動機，歸結為對“福建省政府取締集美學校”的蓄意報復，令僑胞們看清他“擅自挪用救國賑款”扶持非法學校的獨斷專行。

此外，為提防陳嘉庚與中國共產黨深度合作，重慶方面還動用了特務機關，調查南洋僑師擬聘教員的身份背景。首當其沖的便是校長莊奎章，他畢業于北平師范大學，曾擔任福建廈門、霞浦等中學校長及同安縣教育局長，在閩省教育界素負盛名。但軍統密報卻顯示，莊奎章系因“思想左傾”及“侵吞公款”等事被處罰，才流竄至南洋謀生，“今若以之任南師校長，影響僑教甚大”；而高凌百亦稱，有華僑匿名向總領事館投書，揭發莊奎安十五年前“公開詆毀國父”，致被惠安縣政府圍捕。隨后，在中央海外部的搖舌鼓噪下，南洋僑師校長“德不配位”的聲音，在馬來亞華僑中甚囂塵上，甚至發生霹靂、馬六甲、麻坡各埠華僑“聲討莊奎安下臺、否則拒繳認捐”的群體性事件。緊接著被盯上的是兩名校務主任楊東莼、彭炳卯。前者是久經考驗的中共黨員，皖南事變后一直潛伏于香港，從事文化戰線的抗日救亡運動，因和范長江、茅盾赴新加坡的訊息被敵人截獲，事實上未能就任。后者是陳嘉庚集美學校的老員工，1934年在“閩變”中被捕，“后因自新不誠，復被閩省保安處扣留，判處徒刑十年”，經集美師生多次電懇，他才以“奔喪”獲準保釋，旋即南渡星洲，在福建會館所屬的愛同小學任教。隨著流言蜚語紛至沓來，南洋僑師籌委會的內部分歧亦逐漸擴大，部分粵籍委員因認同“校長及教員應由中央委派”，相繼遞交辭呈。

面對國民黨方面的羅織構陷，陳嘉庚漠然處之。他將金炎路的“昔時富僑巨宅”改作南洋僑師的校舍，其“屋宇寬敞，環境幽美”，可同時容納400名學生上課；并在陳貴賤、李俊承、陳延謙、陳六使、曾江水等僑界名人的幫助下，為南洋僑師募得21萬元啟動資金。重慶外交部見陳嘉庚并未遇挫而止，遂向僑民教育設計委員會咨詢意見，“查師資訓練，遵章應由政府主持，該校創辦之出發點，固系熱心教育，而手續不合，無可飾詞。根據莊某在新因案處分，眾望不孚，然陳嘉庚不計物議、不容錚諫，現粵籍籌委辭職者已有郭新、曾紀辰等數人。更可危者將來該校之訓育問題，所造青年意志如何，不可逆料”。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認為，陳嘉庚“不計物議、不容錚諫”足見他對南洋僑師的創立是志在必行，“倘加以硬性之制止，一則以海外特殊環境不易生效，二則萬一制止不成，陳嘉庚必變本加厲”，因此需要對他作“剛柔并濟”的兩手準備：“柔”的手段是派本會僑民教育處余俊賢6月至星洲向陳嘉庚解釋，“私人辦理師范”與中央法令不符，若能將師范學校改辦模范中學，可酌設師范科，亦無礙培育僑校師資之計劃；如陳嘉庚仍一意孤行，“剛”的手腕是責成馬來亞僑教專員林乾祜會同余俊賢及駐新總領館設法取締，并將“南師將來畢業之學生，文憑不能應用于國內外升學”的警告刊于星洲各報。

根據高凌百的電報，陳嘉庚6月24日接到總領館轉交的“改辦模范中學”電文后，一月之間“無遵違之表示”，照常辦理招生事宜，并于7月23日、24日在《南洋商報》發表南洋僑師“錄取新生名單”和“教職員陣容”，7月25日又發表長篇談話，堅稱籌辦南洋僑師“曾獲陳部長函準”。于是，同《南洋商報》針鋒相對的《星洲日報》，很快炮制出兩篇駁論文，于7月26日刊發。其中，卓仁逐條反駁了陳嘉庚對“元月八日覆函”的曲解，認為教育部的主張前后一致，“陳君不自責自己之先后矛盾，反而責陳部長之先后徑庭”；他還給予“黨化教育”以極高評價，并將它與“統一”“團結”等字眼等量齊觀，強調反對黨化教育就是反對三民主義。《某教育家談南洋華僑師范學校問題》則認為陳嘉庚既不愿與“僑教會”坦誠協商，亦不尊重“捐資人”對校務的知情權，若再執迷不悟，將犧牲青年學子的大好前程，“不準立案之學校，所有肄業或畢業之學生，國家均不承認其資格。一張文憑，等于廢紙，六年窗下，擲諸虛化。既不可以升入大學、再求深造，亦不得憑此資格，返國服務”。

顯而易見，上述兩篇社論事實上是在為僑民教育設計委員會的辯白背書：

“鈞長于一月八日致陳嘉庚之函，主張在馬來亞設僑民師范，原以國立為前提，惟以南洋環境特殊，恐不便稱為國立，故‘不居國立之名’，以校董會為對外之表面組織，而重要之點，即在于由部派定校長，以資控制而副國立之實，與純粹由私人組織校董會、私選校長本不相同。今陳氏曲解原函之意，竟謂其私人之行為即系鈞長之主張，以‘不居國立之名’曲解為‘不必掛名國立’，識者咸知其為混淆，誠不值一辯。”

至此，重慶方面對“國立華僑師范”的表述已發生微妙變化，“倚重華僑，公私合作”之原意隱沒不彰，“師范統制，政府包辦”之主張格外明顯。不知不覺間，“一黨訓政”的國民政府與“無黨無派”的愛國華僑逐漸拉開了彼此信任的距離。

三、陳嘉庚對教育“去政治化”的思索與行動

（一）陳嘉庚抵抗教育統制的內在動力

1941年7月25日，陳嘉庚發表“創辦華僑師范學校之經過”談話，將自己與陳立夫的通信公之于眾，揭露“教育部同意于前乃又取消于后，原因是未由教育部派人辦理而已”；并將矛頭對準教育統制，以取消私立師范的福建省為例，勸教部官長撫躬自問：“師范既歸官辦，則閩省數年來之師范人才，應比未統制前更整齊、更優秀、更眾多？”在談話結尾，陳嘉庚胸襟豁達地說：“庚僅負創始之責，倘將來政府能來南洋自辦，或有妥善辦法，實行接辦，庚固絕無成見。但求不至徒托空言，一如福建之統制師范教育，民不許辦，官亦不許辦。”可見，陳嘉庚反對教育統制，不純因南洋僑師設立問題一事，實則對海內外教育乃至政治狀況心懷深切悲憫，這是驅使他不斷抵抗下去的精神力量。

首先，歸國考察的所見所聞，令陳嘉庚對國民黨政權施加在民眾日常生活上的各種“統制”深惡痛絕。一如重慶的新聞統制，“首都十一家日報，每天各報僅出一小張，除政府分送中外電報外，甚少其他新聞，篇幅既小，大都雷同，有如一家”，同星洲“每報日出早報對開紙六大張，晚報兩大張……不但社會事自由論載，便是政府政治事項，或公務員、市政局，稍有差誤，立可批評”相較，軒輊立判。陳嘉庚見《中央日報》經理每以“機密”與“經費”為由相搪塞，遂直言不諱地質問：“政府及黨部事事多守秘密，不作壞事，何畏人知？至于限于經費更乏理由，黨部每月開支人民血汗金錢以千萬計，而乃反愛惜喉舌機關細微之費用？”又如福建的運輸統制，省府自設貿易公司，代商家轉運貨物，并嚴禁小民肩挑輿販。如此一來，福州城外關卡林立，以米易貨的百姓“雖十余斤亦拘捕辦罪”，加上公沽局囤積居奇，導致“崇安的米一石不過十六七元，運至福州一帶也不過卅元，但售價卻在六七十元以上”，因人造饑饉而自殺者難以數計。同時，商人們亦叫苦不迭，平時自行雇運，“三四天可到者，統制機關代運六十天尚未交到”，為防止貨物腐壞，不得已賄賂有司。于是，欲壑難填的省府加緊控制木材、茶葉、食鹽等支柱產業，大發國難財。陳嘉庚指出，這種統制的本質是變“政治”為“營業”，“口號是叫著便利民眾，其實完全是加緊剝削民眾，與商人爭利”。

其次，國民黨員過去在南洋的劣行罄竹難書，陳嘉庚對“黨”漸失信任，進而對“以黨治校”心生抗拒。蔣介石曾詢問陳嘉庚對國民黨的觀感，素來直言不諱的陳嘉庚隨即歷數國民黨員在馬來亞賄選國大代表、經營跳舞廳、低價認購仇貨等斑斑劣跡。當白崇禧表示未來將派專員視察南洋、約束海外黨人的言行舉止時，陳嘉庚苦笑道：“專員雖去奚益，凡稍有聲勢官員到南洋，華僑諂媚奉迎，汽車許多等候，應酬尚不暇，非舞廳則游藝場，若教育機關未一步行到，何能視察事情，偵查弊端。”果不其然，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吳鐵城至馬來亞后，對“奉迎應酬”頗為受用，竟嫉妒陳嘉庚歡迎會規模之盛大；而他的徇私偏向，則在“中正中學風潮”的仲裁中顯露無遺。總領事高凌百的親戚因行為不軌被中正中學辭退，高為泄私憤，向重慶誣告該校“校長教師多系共產黨，且屢生風潮罷課，致傷中正校譽”。于是蔣介石回電，取消中正二字校名，該校董事遂懇請吳鐵城居中斡旋。不料，吳鐵城先以“我此來系代表蔣公宣慰華僑，對教育不便干預”推辭，后又威脅眾人：“你等是黨員，該學校既不奉行蔣委員長命令，你等當辭去校董職務，否則，我將報知黨部，開除你等黨籍。”見這群熱心公益的社會賢達遭此無妄之災，陳嘉庚深表同情道：“新加坡政權屬他國，而我國黨官尚敢如此昧良懲兇，儀勢欺凌，若在國內安得不魚肉民眾乎？”也正因國民黨人在南洋行事過于張揚，其“意欲華人永屬華籍”的目標，往往與殖民政府的歸化政策發生抵觸，給當地提學司查禁三民主義教育提供了政治口實。

最后，自“廈門大學轉設福建大學”風波以來，陳嘉庚對教育屢屢充當裝點政績的門面或權力斗爭的犧牲品而感到惋惜，認為教育與政治應徹底松綁。廈門大學1937年收歸教育部管轄，對校主陳嘉庚來說誠屬憾事，而1940年“轉設國立福大”之議，不啻又一飛來橫禍。陳嘉庚在重慶國民參政會茶話會上，即對“浙人政府”貪求事功、罔顧實際的提案發出三點疑問：其一，華僑陳篤生改辦為中央醫院，念陳篤生創辦之功，主張沿用舊名，“以殖民地洋人尚待華僑創辦人如斯高風，我國素稱禮儀之邦，反欲如是摧殘，誠所不解”，更何況“廈大”系取地名，與“陳嘉庚”毫無關系；其二，廈門大學有全國首屈一指的海洋生物實驗所，內陸各校的海產標本多由廈大供給，若移往他地，對科研多有窒礙；其三，廈門是閩僑的出入門戶，現廈門失陷，閩僑無家可歸，惟盼抗戰早日勝利，故保留“廈大”之名含蘊著“收復廈門”之意。時隔一年，僑務委員會以南洋僑師畢業生無法回國升學相脅迫，使陳嘉庚愈發深刻地認識“教育政治化”的危害。他反詰道：“試問今日各地華校何一非私立者。以本坡論，如華僑中學、中正中學、南洋女中各校，其文憑豈皆不能用？”于是，陳嘉庚鼓勵南洋僑師的首屆學生，母校在未來可由高級師范晉升為師范大學，“縱不獲祖國政府立案，學生總有出路，文憑并非廢紙”。

（二）陳嘉庚維護教育自主的外在實踐

上述對“教育統制”的思考，驅動著陳嘉庚為實現教育的“去政治化”而不懈奮戰。他逐漸跳出南洋僑師設立糾紛的小范圍纏斗，團結廣大愛國華僑有策略地向國民政府“以黨治校”的教育統制開展抵抗。這也是陳嘉庚繼“救鄉運動”后與國民黨官員的再度交鋒，對他個人的政治身份與情感認同有著重要的形塑作用。

1.構筑輿論陣地，化解“合法性”危機

《南洋商報》誕生于1923年9月6日，是星馬地區頗具影響力的華文報紙。1940年12月，在周恩來的推薦下，著名出版家、中共黨員胡愈之出任《南洋商報》編輯主任。胡愈之在和該報創始人陳嘉庚的交往中，被后者從善如流、嫉惡如仇的作風以及舍己為人、安危偕忘的精神深深打動，遂以《南洋商報》為輿論先驅，幫助海外僑胞洞察錯綜復雜的社會問題、獲悉祖國故鄉的真實情況。當吳鐵城和高凌百于南僑總會二屆大會前夕煽風點火時，《南洋商報》即用一篇又一篇鏗鏘有力的社論回擊謠言、正本清源，贏得了華僑青年讀者的衷心信服。

于是，陳嘉庚與《南洋商報》同人一道筑起堅強的“戰斗堡壘”，有禮有節地批駁《星洲日報》所鼓吹的“私辦師范僭越觀”。1941年4月13日，南洋出版社經理陳仲達（鐘釗榮）響應陳嘉庚號召，為南洋僑師的合法性積極聲援。他基于南洋地區特殊的政治環境、經濟形態和風俗習慣，認為“組合南洋各幫僑領資力的、教育對象不分省界而普及馬來亞、荷屬、緬甸、婆羅洲等地的南洋華僑師范學校的設立，絕不能認為是僭越的”；他還善意地提醒僑教部門，千萬不可做“空頭的法令主義者”，抹煞僑民社團減輕南洋師資荒的功績。不過十日，《星洲日報》又登出一篇陳宗嶽的文章，怒斥陳仲達割裂原文意旨，將國家法令的“統一性”誤解為“刻板性”，并揶揄陳嘉庚夢想的“南洋僑眾公立公管公享的學校”仍然是一種被少數人主宰的私人組織。由于陳嘉庚在《南洋商報》披露了歸國僑生進退維谷的悲劇，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質疑國民政府包辦海外師范教育的能力。因此，除了陳仲達筆耕不輟、繼續向“教育統制”亮劍外，《南洋商報》的忠實讀者亦參與到南洋僑師發展前景的討論中。他們認為國民黨人與其打“僑師僭越”的筆墨官司，不如認真思考該校學級編制、招生方案、課程安排等關涉僑生切身利益的關鍵問題。

另一方面，陳嘉庚還推動了《民潮》半月刊（1941年8月10日創刊）的誕生。這本由左聯作家楊騷主編、南洋閩僑總會發行的雜志，亦是陳嘉庚維護南洋僑師教育自主的重要輿論陣地。在南洋僑師執教的中共黨員王任叔，是《民潮》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當南洋僑師陷入合法性危機時，他圍繞僑民師范與普通師范在辦學理念和育人目標上的異同，向僑胞們剴切闡釋陳嘉庚先生的苦心孤詣。同時，陳嘉庚也通過《民潮》回應了“僑校應否向祖國政府立案”的爭議，強調重慶當局應充分尊重僑校教育行政的民主原則，“不能以學生畢業證書之有用無用，作為華校立案之交換條件”。

2.堅守中正立場，針砭國內時弊

鑒于國民黨人動輒以“南洋僑師將成培育共產黨人的大本營”搬弄是非，陳嘉庚等愛國華僑始終堅持“無黨無派”的立場，正視民眾政治傾向的差異，倡導用團結取代分裂、用包容化解偏見：

“‘華僑是無黨無派的’這句話并不是說華僑都沒有黨、沒有派。華僑不但有黨有派，而且也有頑固分子和摩擦分子．．你是在外國，你不是在中國，你是在嚴重的國難時期，你不是在國泰民安的承平時期。假如你是在自己的國土內，你要保持你的黨派成見，你要排斥一切和你不同黨派的人，這還可以原諒。因為這是夫妻關起門吵架，至少家丑不至外揚。但你是在外國地方，還是橫行霸道，要爭著包辦領導，死也不愿意和別人拉手，還是丟國家民族的臉，你是再不能被原諒了。”

基于胡愈之對國民黨人破壞華僑團結的批判，陳嘉庚進一步補充道：“僑胞擁護抗戰，一秉至誠，出錢出力，以無黨無派為最巨。茍以黨派為號召，則無異摒棄無黨無派者于圈外，豈非自截手足、以求強身。”是故，陳嘉庚在南洋僑師的開校典禮上取消了“向黨旗致最敬禮”的儀式，并謝絕宣稱“無黨無派是倒行逆施”的國民黨官員出席訓示。

值得注意的是，陳嘉庚對祖國各界日益深重的“黨化”現象十分關注。在戰時體制下，不特軍政骨干必須入黨，“社會文化如書籍報紙出版發行各項事業，亦非黨化不成……全國校長教師當然要入黨，學生受優待者亦須入黨。公務員雖最下層之鄉鎮長、保甲長亦須入黨”，其網羅周密、布置廣大，致“異黨”不容生存。然而，國民黨員人數飛速增長的背后，隱藏著“報銷主義”的可怕現實，將總理遺訓拋諸腦后的“黨老爺們”為了記功與賞金，用威迫利誘和拉伕式手段制造了虛假的黨務發達。

于是，陳嘉庚敏銳地指出，以“黨員”治校而非以“黨義”治校的教育方針，是造成國內學潮此起彼伏的重要因素。重慶大學商學院長馬寅初公開批判“戰時統制是一種公私不分的統制”，點名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一方面發國難大財，一方面把持運輸事業、并吞小工廠、壟斷農產品，明為統制，實則囤集，連小商人的蠅頭微利亦被榨取殆盡”，結果被憲兵羈押。在重大師生風起云涌的“援馬運動”和“拒梁運動”之沖擊下，教育部長陳立夫下令解散該校，并作出“此風不可長”的警告。陳嘉庚對馬寅初的不幸遭遇深感痛心，遂諷諫道：這恐怕是“擁護有民主思想的校長之風不可長”，初有中山大學，后有廣西大學和重慶大學，教育部重蹈易長風潮的覆轍，實系其厲行黨化政策、扼殺學術自由的惡果。

3.凝聚僑心僑力，抵御政黨滲透

陳嘉庚在重慶以“求情”與“講理”的方式游說政府“救鄉”無果后，逐漸醒悟“情、理、勢”三事中，惟“勢”最要，“何謂勢，國內各省同鄉會，及南洋各屬閩僑，作大規模運動，將陳儀禍閩凄慘無人道實據，函電宣傳攻擊不止，報紙如不肯登載，則用印刷廣播，以我理直氣壯，上峰雖欲袒護，然為中外輿論大勢所迫，或有相當補救”。因此，陳嘉庚在同國民政府教育統制的抗爭中領悟，需要以南僑總會和閩僑總會為樞紐，逐步超越地緣與業緣，動員南洋各屬愛國僑胞和衷共濟、勠力同心。

1941年8月8日，陳嘉庚在星洲新世界游藝場籌賑會上致辭，他將政治上變異之黨化與貿易上輸入之鴉片、交際上舶來之跳舞相埒，批評它們給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遺下了無窮禍患。8月19日，在陳嘉庚的引領下，《南洋商報》編輯部發表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海外黨務與華僑教育的捆綁。該文認為僑校行政因黨同伐異而紊亂“猶其余事”，僑生放棄學習新知、探索真理的本業，加入分裂華僑社會的勾當，“不免鑄成大錯”。

9月1日，陳嘉庚在柔佛邦峇株巴轄屬華校教師節紀念大會上又提醒眾人：祖國的政治逆流已把三民主義歪曲為“三一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故要警惕“一黨訓政”的國民黨假三民主義之名，使教育機關變作特務機關，奴化與毒化青年學生，制造出無數“學術上的低能兒”與“私人斗爭的工具”；如今國內有許多潔身自好的教育界人士，因不愿卷入漩渦，或身陷囹圄、或被迫去職，而海外各校亦面臨“因教職員不入黨而取消學校立案或補助費”的威脅，所以南洋教育界同仁應齊心協力，識破教育統制的真面目，防備特務政治和奴化教育繼續南進。

10月10日，南洋僑師歷經磨難勝利開幕，“遠在森美蘭之著名僑領邱廉耕及柔（佛）雪（蘭莪）若干學校”亦專程來賀。陳嘉庚也借此機會，向星馬各屬華僑領袖宣傳抵制教育統制、維護教育自主的必要性。三州府（Straits Settlements）華文副提學司魏堅士盛贊南洋僑師的成立是民主教育對獨裁教育之勝利，而蒞會華校負責人亦幡然醒悟，無需有任何特別的“戰時教育”，披著“整頓學風”外衣的政黨滲透才是阻礙教育進步的最大危險。

四、結語

過往關于陳嘉庚與國民黨政權交惡的研究，聚焦于“倒陳救閩”“反美反蔣”等祖國事務，對僑居地發生的特殊事件缺乏細致探索。1941年南洋華僑師范的設立糾紛，則為觀察陳嘉庚與國民政府教育部、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及國民黨中央海外部的交流與齟齬提供了絕佳視角。圍繞這一史事深入挖掘，有利于拓展華僑華人史的學術思路，完善對抗日戰爭史、近代教育史的問題意識。

筆者認為，陳嘉庚與國民政府對華僑師范應為“國立”還是“私立”的態度是變動不居的。主張“無黨無派”的陳嘉庚始于支持“國立”，意在順應普及教育的戰時國策、紓緩故土與僑居地的教育困境；終于支持“私立”，是為避免華僑教育淪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奉行“一黨訓政”的國民政府先以“不必居國立之名”虛與委蛇，對海內外僑民師范徒有包辦與遙控之心，后為坐實陳嘉庚“僭越”污名，才轉為鼓吹“國立”。因此，“教育自主”與“教育統制”的博弈，才是貫穿南洋僑師合法性危機始末的核心線索。

需要注意的是，陳嘉庚反對戰時教育統制，并非受個人恩怨、名利得失所驅使，只因他對海內外中華兒女的苦難懷有深切的悲憫。盡管實現教育自主和華僑團結的征程布滿荊棘，年近古稀的陳嘉庚依舊憑超人意志頂住宿敵的抹黑與同胞的質疑，給華僑社會留下了珍貴的抗爭精神與豐厚的文化遺產，也是嘉庚精神的生動體現。反觀施行黨務、僑務一體化的國民黨政權，為攫取南洋華文學校的實際控制權，以學校為特務集中營，以文憑為談判籌碼，將莘莘學子的前途命運視同兒戲，不但讓毀家紓難的教育工作者悲憤填膺，亦令萍飄海外的仁人義士最終走向了國民政府的對立面。

摘自：翟彥浩：《陳嘉庚對戰時教育統制的批判與抗爭——以1941年南洋僑師設立糾紛為中心》，《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責編：皮博、張雯)